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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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史沫特萊也知道了我們的困難，還支援過我們50元。我要臨產了，那天正是1936年元旦，跑遍同志們的家，也找不到這筆鉅款——20元錢，結果還是在鄭振鐸處‘借’了這筆費才進了醫院生產。……這種困境一直繼續到周揚翻譯《安娜·卡列尼娜》，每月才有了比較固定的收入。雖然過的是這種‘遊擊’生活，但同志們來到我家，談笑風生，從無倦意，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總是熱氣騰騰。”（蘇靈揚：《一個不是作家的“左聯”盟員的回憶》，《憶周揚》第59頁）《安娜·卡列尼娜》連載於《世界文庫》，這是一本定期出版的刊物，專門登載世界名著譯作，因此周揚每月才有了比較固定的收入。周揚一直記著他向鄭振鐸借錢的事，解放後在北京還向鄭振鐸致意，說：“我是有借無還啊！”直到他們在晚年憶及當年的生活困境時，還常常提到此事。

4　對“第三種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1）

一次糾“左”出“左”的錯誤　1931年下半年，黨中央委派瞿秋白來上海領導文化工作。瞿秋白的到來，對於“左聯”糾正“左”傾錯誤，改變工作方式，擴大統一戰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左”傾錯誤是一個頑症，要克服它並不那麼容易，即使在克服的過程中，有時也還會犯“左”

的錯誤。左翼文壇對“第三種人”的批判就是在力圖克服“左”傾錯誤的情況下，出現的一次“左”的錯誤。

1931年底至1933年春，左翼文壇對以胡秋原、蘇汶為代表的“自由人”和“第三種人”進行過一場論戰。自稱是“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胡秋原、蘇汶，和“左聯”有過交往，有的曾是“左聯”

成員，蘇汶譯過蘇聯文藝創作和論著，胡秋原也說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觀。胡秋原在《阿狗文藝論》中說：“文學與藝術，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姦文學，是對藝術尊嚴不可恕的冒瀆”。他在《勿侵略文藝》中說，“藝術不是宣傳”，讓政治主張“破壞”藝術“是使人厭煩的”；又說，“無論中國新文###動以來的自然主義文學，趣味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普羅文學，小資產階級文學，民族文學以及最近的民主文學，我覺得都不妨讓他存在，但也不主張只准某一種文學把持文壇。而誰能以最適當的形式，表現最生動的題材，較最能深入事象，最能認識現實把握時代精神之核心者，就是最優秀的作家。而這，倒不一定在堂皇的名色。”（胡秋原：《勿侵略文藝》，《文化評論》第4期）胡秋原的這些話，除了語氣的偏激之外，在道理上其實並沒有多大的錯，錯就錯在，他講的時機不對，針對的物件也不對，其矛頭不是指向國民黨反動派，而是指向當時已成為中國“唯一的文藝運動”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動。因此，激起左翼作家群起而攻之是必然的。瞿秋白、馮雪峰等“左聯”作家以《文藝新聞》為陣地，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對之進行了駁斥。

正當左翼文壇反擊胡秋原的論點之時，蘇汶站出來為胡聲援了。他在《關於〈文新〉和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真理；左翼文壇根本不要文學，在他們的“霸佔”下，“文學不再是文學了，變為連環圖畫之類；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變為煽動家之類。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是終於只能放手了”。隨後他又寫文章，把政治和藝術對立起來，反對政治對於藝術的“干涉”。

左翼文壇對之展開了一場規模最大、持續時間達兩年之久的論戰。瞿秋白、馮雪峰、魯迅都寫了不少文章，周揚也寫有三篇文章參戰。這場論爭涉及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藝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的階級性、真實性和傾向性之間的關係，文學創作的自由和作家世界觀的制約作用等。

周揚作為革命文藝理論家，在這次論戰中初露鋒芒。他在《文學的真實性》一文中說：“文學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個，其差別，只是前者是透過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確就是文學的正確。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確的作品，也就不會有完全的文學的真實。在廣義的意義上講，文學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關於政治和文學二元論的看法是不能夠存在的。我們要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實踐中看出文學和政治之辯證法的統一，並在這統一中看出差別，和現階段的政治的指導地位。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指示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三個形態——經濟的，政治的，理論的形態。而成為這三個形態之中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