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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中間認輸,退出不賭了。”

而中國企業家的典範柳傳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曾深受“原罪”的折磨。1989 年,因為被查出有逃避稅收的行為,被罰款30萬元;1990年,因為用散件組裝的方式進口微機以逃避整機稅,差點面臨牢獄之災,最後以罰款200萬元結案。

柳傳志之所以能走出“叢林”,不能不歸結為他深刻的洞察力、價值觀,以及推動環境“和平演進”的智慧。他說,“大環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環境。小環境還是改造不了,就好好去適應環境,等待改造的機會。”又說,“不做改革的犧牲品,而做改革的促進者”。

在創業早期,因為熟練地操縱政商關係,透過“不正當的競爭”,華為迅速崛起。但任正非超人之處,就在於能及時、果斷地進行“刮骨療傷”。1996年,任正非進行了一場堅決的自我救贖,其標誌就是第二年初八易其稿、共有103條的《華為基本法》的出臺。這是中國第一部企業制定的管理大綱,也是任正非主動給自己套上的一個“緊箍咒”。

同樣在創業初期有過倒買倒賣之類原罪的王石,卻異乎尋常清醒地選擇了與其它創業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做老闆,只做一名職業經理人。這樣,公司形成了一種經理人文化,而不是股東文化。因為公司治理結構完備,作為創始人的王石被制約了23年,沒有犯大的錯誤。

牟其中則是一個與王石几乎完全相反性格的人,比如說粗暴、冒險、不切實際、膽大妄為、江湖習氣濃重。中國民營企業家中,有一大批像牟其中一樣的人,他們秉持“叢林法則”,在商界稱雄一時,但最終都以悲劇收場。

“深黃的林子裡有兩條岔開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時去涉足/但我卻選了另外一條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顯得更誘人、更美麗……”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作,形象揭示了1990年代中國民營企業在面對原罪時猶豫與徘徊。就在柳傳志、王石、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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