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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端;吏不治,民不安。邊區天災,官吏瞞報固然有罪,然而一國之君不能明辨是非,輕信人言,這豈是為君之道?我聽聞有個父親,獨斷專裁,虐打成性。還聽聞他有個兒子,凡事慣於撒謊,只為免皮肉之苦。為君為臣,比之為父為子,確有七分相似理。”
雙陽才坐歸原處,張必用便說:“既然君臣如父子,我倒有一問了。為人子的,哪個能選擇父親?為人臣的,哪個又能選擇君王?我倒以為,臣不端,則君不立;民不安,則吏不治。既有惡父,為人子的更應仁厚誠實。我竟不信,這天底下有如此混賬的父親,會把仁善之子害死的。君臣之道,不也是一樣的道理嗎?”
雙陽身旁有個儒生,叫楊沐白。他生了一張瘦長臉,由於缺乏笑容,看上去有些木訥。張必用話音未落,他忍不住起身,拿一種和緩輕柔的語氣說:“讀書人理應心懷天下。但是你可知,紀南城中讀書人是不敢公開議論國事的?若妄議聖上,更是死罪。幸有賢德之士如睿親王,納我等為門客,論社稷大事,盡棟樑之才。這是我南淮國之福。聽聞在西梁國,萬民皆可品評國君,讀書人各盡其能,實非我南淮國可比擬。我以為,國之根本在乎國制,可國制乃君主衣冠,絕非臣子可以左右。既如此,聖名蒙塵,又說什麼佞禍呢?”
雙陽笑著,待楊沐白言盡,補上幾句:“適才張兄所言,有一點在下不敢苟同。古有石碏為社稷大義滅親,父可誅子,子又為何不可誅父呢?若那父親為害一方,兒子弒父,未見得不是造福鄉鄰哩。張兄說,子不能擇父,我卻以為,那父親若有失德行,為人子的,不認這父親也罷!”
此話一出,張必用即刻閉了嘴。顧乘風看得出,張必用所以沉默,不是因為他辯不過雙陽,而是因為再辯下去,有忤逆之險。眾人都看向睿王,睿王卻哼笑道:“諸位所言都有道理。這一月來,邊區災事頻發,百姓苦不堪言。要解民疾,須治根療本。本王且問諸位,若我南淮國今年的天災發生在西梁國,單論治災之道,比之我國,孰優孰劣啊?”
張必用起身道:“自然是西梁優我南淮國劣。”
常庭鈞問:“為什麼?”
“此乃國制使然。西梁一君多王,縣郡再偏遠,也由藩王轄管自治。藩王於西梁為臣,於地方縣郡卻是君。若報喜不報憂或放任不治,百姓顆粒無收,將來是藩王自己的負擔。我南淮國雖行分封之制,封主既無兵馬也無財權,百姓是死是活,是富是貧,封王俸祿無差,轄地百姓疾苦與他何干?便是有幾個如實報災的,怕也只是詐些皇糧庫銀,趁機中飽私囊。如此,也不怪我南淮國天災難治了。”
朱弼文許久未發言,聽完張必用的話,此刻笑道:“張學士所言極是。俗世凡人,哪個又無私心?西梁國最近兩百多年來繁盛不衰,我以為,與它這一君多王之制密不可分啊。”
雙陽起身道:“我淮建國之初,也曾是三邦之首。學生以為,朱大人還漏了一條。”
朱弼文道:“且講。”
“我南淮國立業,奉靈寶天尊為正神,雖未行一君多王之實,卻有王稅之制。怎料三百年前西梁國廣成大司馬逼宮事成,掌了大權,十年後又對我們南淮國動了心思,扶廉王繼位,廢黜仁宗,我南淮國便廢了靈寶天尊正神之位,改奉道德天尊。實暴治之始也!”
雙陽說到“王稅之制”的時候,葉長庚對顧乘風低聲道:“這封王稅,是我們南淮國的舊制。那時候封王不領俸祿,卻有一項額外的權利,可在國稅之中分出一半,據為己有。封王對封地的管理經營,皇上一概不過問。所以民富則封王富,民窮則封王窮。”
顧乘風說:“聽來倒是極妙的。”
“你有所不知。這封王稅名義上是國稅的一半,其實落到百姓頭上,是一筆額外的負擔。好比說一畝田地本來交三石糧稅即可,可既然國稅須分一半給封王,那麼為了避免國庫緊張,一畝地便收四石糧稅,兩石上國庫,兩石進了封王府。國泰民安的時節,這王稅之制確能激勵封王治郡理政,活絡商賈經營。可惜後來戰事連連,國庫虧空,苛稅越發多起來。稅一多,自然民怨沸騰,謀反之勢也蠢蠢欲動。廉王繼位後,由其生母康慶太后攝政,如此,這王稅之制才得以廢止。”
對於人間政事,顧乘風本來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可聽這大廳裡儒生舌戰,又得了葉長庚這細細的解釋,他竟悟出些許門道來。而且正因為有了感悟,對多方的態度和立場,他也有了幾分結論。儒生雖爭辯得面紅耳赤,其實就國制而言,他們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說來說去,南淮國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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