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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王安石出的普法讀物已經正式送到各個印坊印刷出來，鋪貨到各個城市。因著王安石不許王雱搞譁眾取寵的營銷，上架上得非常低調，不過這次這本普法讀物的內容很實用，講的是一些常見騙局與應對方法。方洪一琢磨，把裡頭的幾個經典騙局排成戲在各地勾欄上映，還在街頭貼些安全教育廣告，比如“如何識別人販子”之類的，一時間不少人都有了防詐防騙防人販子的意識。有些人家還覺得自家小孩教得很好，絕不會輕易被人騙走，結果方洪培訓了一批人去搞“防騙演練”，愣是讓不少人的小孩乖乖地跟著“陌生人”走了！據說不少地方的縣令還組織衙役統一學習，已經抓獲好幾個人販子、破獲好幾起詐騙案，砸了不少三教九流人士的飯碗。這樣的“據說”越來越多，極大地帶動了《齊魯探案錄》的銷售。入冬後天氣漸冷，許多人都願意買上一本這樣的“防騙手冊”和家人窩在家裡一起看，商量如何教育自己小孩才不讓他們被騙走、外出時如何警惕各種騙局。銷量再一次火爆！蘇軾也？”蘇軾一聽，那自然是想的啊！王雱又這樣那樣這樣那樣地和蘇軾說起自己的新計劃，說得蘇軾的眼睛越來越亮。自從梅堯臣把王雱拎去印書所一起稽核新書, 其他直講也獲得了靈感，輪到自己當值那天時不時捎帶上王雱。如今王雱對印書所的運作有了大致瞭解，這是官方刻書的地方, 印刷器材都是最好的, 人手也充足，唯一遺憾的是，印的書少了點, 堪稱是“非聖人之言不印”。這誰是“聖人”細論起來又得撕一波，像王安石和司馬光所寫的什麼《杜甫詩選》《杜牧選集》，印書所這邊都是不印的, 更別提王安石那兩本接近大白話的普法教育讀本！這就導致印書所的器材時常閒置。而匠人呢，因為是入了籍的, 拿死工資，幹多幹少到手的錢都一樣，自然樂得逍遙。王雱跑印書所的次數多了, 不由打起了它的主意來。反正閒著也是閒著，隨便印點什麼多棒是不是？王雱說動了蘇軾, 兩個人拿著炭筆在紙上寫寫畫畫，交流著自己的想法，最終草擬出一個基礎方案, 一人一份, 分頭去拉人入夥。王雱先遊說了自己的幾個室友, 又遊說了自己的同班同學, 接著拿著有共同簽名的策劃書跑去找梅堯臣他們, 如此這般如此這般地說完自己的構想，然後瞬也不瞬地望著直講們，等他們答覆。梅堯臣幾人傳看完王雱寫得井井有條的策劃書，說不心動是假的，王雱的計劃中，需要跑腿的、太過繁瑣的活兒，都已經有人認領了，他們幾個直講只要看看稿、選選題就好，若是自己偶有佳作，也可以印在這《國風》上。《國風》這名字也起得極好。風，可以是風潮、風骨、風采，若當真能引起風潮、樹立風骨、展現風采，如此文刊，絕對能在文壇之中掀起疾風驟雨！國之一字，口氣雖然大了些，咱也可以解釋成“國子監”對不？既為國子，辦個《國風》又有什麼不對？梅堯臣倒是對王雱寫的那幾個選題標準微微皺眉，要求入選文章表達的思想要自由、進步、進取、開放、不空談、不虛想。這些詞乍聽之下有些怪，細想又覺得字字都戳了不少人的短處，不少人不就是守舊又頑固，光空談不注重實踐嗎？梅堯臣等人沒立刻答覆王雱，而是把他打發走，回頭再說。直講們關起門來又是一通討論。這《國風》還有一大好處，改改國子監的風氣。在座之人中，許多人入國子監後都頗為頭疼，主要是學生之中有兩類難搞的——一類是崇尚“西昆體”，所謂的西昆體，是指一類文辭華麗浮豔但缺乏真情實感的文章，乍一看，詩文寫得花團錦簇，好不漂亮，實際上什麼都沒說。此文體一出，風靡數十年，經久不衰。另一類是崇尚“太學體”。到慶曆新政年間，在太學講學的石介等人強烈抨擊這種為賦新詞強說愁、能把蝨子都寫得美麗動人的文體，結果把太學生給帶歪了，走向另一個極端：求新、求怪、求“險峻”。總之，文章寫得佶屈聱牙，一般人根本看不懂！“西昆體”就是從一本《西昆酬唱集》流行起來的，梅堯臣敏銳地察覺到若是能把《國風》辦起來，絕對是整頓國子監文風的好機會。王雱的策劃案被眾人遞到了范仲淹手裡。正好又逢上休沐日，范仲淹坐在暖炕上翻著策劃案，始作俑者王雱正乖乖巧巧地坐在一旁，和範純粹他們一併看書。范仲淹敲敲矮桌，示意王雱上前，把策劃案擱桌上，問道：“你搞出來的？”“不是我！”王雱臉不紅氣不喘，“是我和子瞻兄他們一起琢磨的，我不是出主意的人，我只是這些主意的搬運工，負責整合所有人的意見。”范仲淹挑出那篇近似於“創刊語”的選稿要求，擱在最上頭：“這誰寫的？”“我寫的。”王雱見被范仲淹單獨挑出來，依然鎮定自若，“都是大家提出意見，我給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