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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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權分配不公一直是IMF的頑疾。基金組織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各成員國認繳的份額，每個成員國所交“份子錢”的多少是由其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富多少來決定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越強，交納的份額就越多。

但成員國的發言權、投票權是按配額多少分配。按理說，應該是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越強的國家擁有的配額越多，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比如，荷蘭擁有2。38％的配額，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卻只有1。4％，中國和印度加起來的投票權還不如比利時加盧森堡。而美國的配額高達17。09％，這意味著法國、日本、德國聯手也無法撼動美國的地位。

此外，IMF歷任總裁按慣例也由歐洲人世襲，現任總裁就是由歐盟27國財長推選出的法國前財政部長卡恩。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為了救助遭金融危機重創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一項名為短期貸款安排（Short　Term　Loan　Facility）的新計劃，將以新型貸款的方式提供至多1000億美元3個月期資金，為受困的經濟體提供新現金以協助緩解全球信貸危機。

IMF提供的貸款將面向那些IMF認為雖陷入困境但基本面依然強勁的經濟體。與以往不同的是，受助國不必像IMF數十年來所要求的那樣對本國政策作出重大調整。

不過，面對眾多求助國，IMF仍需要進行嚴格篩選。IMF一位高階官員稱，為了獲得無附加條件的救助貸款，各國必須展示其公共和外部債務處在可持續水平，必須在IMF擁有良好的過往紀錄。

實際上，為了獲得IMF的救助，獲救國必須付出一定“代價”，如削減預算赤字，採取與刺激經濟背道而馳的加息舉措。

正是因為IMF援助貸款附件條件太多，許多國家都不願意接受IMF的資助。例如，在向IMF求助前，巴基斯坦先向中國尋求幫助，冰島則試圖同俄羅斯達成救助協議。《經濟學家》稱，“巴基斯坦和冰島的躊躇是IMF的恥辱，它們是在擔心，被迫接受IMF援助的額外條件可能給國內政治帶來破壞性後果”。《巴基斯坦新聞報》10月28日的一篇文章寫道，“現在我們正處於裝置不齊全的公立醫院中，周圍只有一個庸醫，他今年64歲了，名字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起來，現在IMF成為了唯一的選擇。但是，有多少國家曾經接受過這個庸醫的治療，有多少國家因此而上癮。我們心臟缺血，肺部缺氧，我們是否有時間檢視一下這位庸醫的歷史記錄和職業能力？在過去64年中，IMF一直開出3劑標準藥方：削減政府開支、增稅、貨幣貶值，令每個接受治療的國家都成了受害者”。文章稱，“IMF只是要向我們的傷口上再撒一把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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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直擊華爾街風暴2（22）

作為二戰後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的兩大支柱之一，IMF的任務是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貸款，保障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另一支柱則是世界銀行，它為成員國提供長期低利率貸款和援助，以促進成員國的經濟發展。

而如今，二者不僅對發達國家的影響力日益減少，在亞洲和拉美的公信力也在降低。尤其是最該“救火”的IMF，在此刻卻顯得如此無力。

事實上，IMF在20世紀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瀕臨破產邊緣時拉了一把，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救助了泰國、印尼、韓國，影響力達到巔峰。然而，所有接受過援助的國家，都因此經歷了一番徹骨的疼痛。1998年，時任印尼總統蘇哈托在IMF的500億美元救助方案上簽名時，時任IMF總裁康德蘇站在他後面，雙手交叉俯視的情景，至今讓印尼人感到屈辱。當年，印尼按照IMF的要求，削減公共開支、增稅及撤銷對生活必需品的財政補貼，致使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更加困難；勒令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關閉資金週轉不靈的銀行導致失業率驟升，並造成社會動盪；允許包括水利、電信及電力等行業實現私有化，讓金融市場大門洞開，使印尼政府失去了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

“接受IMF的援助就等同於國家危機”，《韓國先驅經濟報》28日報道稱，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接受IMF570億美元救助，IMF開出的援助條件就是將破產的韓國第一國民銀行和漢城銀行出售給外國金融機構，韓國人頓時憤怒不已，不少人在街頭遊行，抗議IMF“居心叵測”，連大廈電梯的開關上都印有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