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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移民現象的根源。宗教團體動員起來,將死者的屍體從大街上抬走,以適當的習俗將他們埋葬。但是很快,這種收集死屍的簡單工作就變得非常繁重,遠遠超過了這些組織的能力。
這些飢餓的人並不叨唸任何標語口號,他們對我們這些衣食無憂的城裡人毫無要求,只是靜靜地躺在我們的臺階上等死。
人有許多死法,但是,餓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讓人無法接受的。它慢慢地發生,隨著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生死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短,直到如此接近,以至於讓人無法辨別。餓死如同睡眠一樣,靜悄悄地、不可阻擋地發生,甚至讓人感覺不到它正在發生。而一切都是源於每餐飯缺少的一把米。在這個物質豐富的世界裡,就那麼任由一個還不理解這個世界之奇妙的小嬰兒,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
她哭啊,哭啊,最終睡了過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沒有繼續活下去的氣力了。
過去,向學生們教授那些高雅的經濟學理論,總是令我感到快慰,以為那些理論應該是能夠醫治各種社會問題的。但是在 1974 年,我開始懼怕授課了。當人們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課堂對面的門廊里正在餓死的時候,我的所有這些複雜的理論又有什麼用呢?我講授的課程就像那些總是好人獲勝的美國電影。但當我走出舒適的教室,面對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現實。在這裡,好人遭受命運無情的毒打與踐踏。生活每況愈下,窮人更加貧窮。
我所教授的經濟理論對周遭生活沒有任何的反映,我怎麼能以經濟學的名義繼續給我的學生講述虛幻的故事呢?我想從學術生活中逃離。我需要從這些理論,從我的課本中逃離,去發現有關窮人生存的那種實實在在的經濟學。
對於我來說幸運的是,喬布拉村(Jobra)恰巧離校園很近。1958年,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陸軍元帥阿尤布汗(Ayub Khan)在一次軍事政變中奪取了政權。由於對桀驁不馴的學生們的疑懼,他頒佈法令,讓所有新建的大學都遠離市中心。我所任教的吉大港大學(Chittagong University),當時被建在吉大港地區的山區,緊鄰喬布拉村。
緊鄰喬布拉村,這為我提供了一個重新學習的絕佳選擇。我決定重新做一個學生,而喬布拉的村民將是我的教授。我發誓要從這個村子學到儘可能多的東西。傳統大學在其學生與孟加拉的現實生活之間,製造了一個巨大的鴻溝。我不想再按照傳統照本宣科地教書,我想教給我的大學生們如何去理解一個窮人的生活。當你將世界放在掌心僅以鳥瞰的角度去審視它時,你很容易變得傲慢自大——雖然你意識不到,一旦拉開距離,事物就會變得模糊不清了。我選擇以“蚯蚓”的視角(the worm s eye view),我相信,如果我貼近貧窮去研究,我會更深切地理解它。
透過對吉大港大學周圍村落的反覆造訪,我得到了許多對格萊珉銀行的建立至關重要的發現。窮人教會我一種全新的經濟學,我從他們的立場理解他們所面臨的那些問題。我做了很多嘗試,有些是有效的,而另一些則毫無用處。其中一個嘗試很有收效,那就是向人們提供小額貸款,幫助他們自僱謀生(self employment)。這些貸款提供了一個起點,使那些貸款者可以從事鄉村手工業,以及利用他們已有技能的其他方式來掙錢。
我從未想象過,我的小額貸款規劃(micro lending program)
會成為一個為 250 萬人服務的全國性的“窮人的銀行”(bank for the poor)的基礎,也沒想到它會綿延五大洲,在一百多個國家得到採用。
當時,我只是努力想從自己的負疚感中解脫出來,想要實現幫助幾個饑民的個人願望,但結果並未止於只幫助幾個人。那些由於小額貸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會允許我就此止步的。到後來,我也不允許自己就此止步了。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 20 號(1)
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個有 300 萬人口的商業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業區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長大的。大街上有一條剛剛夠一輛卡車透過的繁忙的單行車道,將查克太港(Chaktai)與中心作坊市場連在一起。
我家處在大街上珠寶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們住在20 號,是一座兩層的小房子,樓下是我父親的首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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