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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所謂“室中人說是意在醜化我,心裡很不舒服。我卻沒有在意”,很難讓人相信。

楊沫對這段感情自然也不會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對之進行重新書寫。在《青春之歌》中,進步落後之爭的音量被調到了最大。她強調了林道靜愛上餘永澤是因為感激救命之恩,當然還有他對自己抗爭的讚許和對海涅詩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騎士,有才華的青年!”她還以全知視角描寫餘永澤的心理,一開始就是打算佔有、羈籠這匹“難馴馭的小馬”。為了讓後來林餘二人的分手顯得更自然,楊沫讓林道靜一直對餘永澤的甜言蜜語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靜為什麼還是會倒向餘永澤的懷抱呢?楊沫實在無法說清楚,所以林道靜在戀愛中的性格就顯得搖擺而分裂,簡直是弱智:前一分鐘還在痛斥餘永澤“跟你在一塊兒就不算寄人籬下?你別老對我講這些啦,你再說,我真懷疑你是乘人之危……”並且“嘴唇哆嗦著”,“竭力壓制自己的憤怒”,而且,她還“忽然發現他原來是個並不漂亮也並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學生餘永澤一說“我愛你,永遠永遠地愛你”,道靜就“笑了”,聽起來像是中了迷藥。可是林道靜並不是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呀!

在楊沫對這段感情的重新書寫中,餘永澤是與革命的正面敵人不同的另一個革命的對立面。他象徵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餘永澤並不是一個壞人,他對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說,———學者,———名流,———創造優裕的生活條件”也無可厚非。他的錯誤也許就在於他在用“五四”的愛情邏輯來讀解林道靜:“愛可以改變一切,為了愛我們奉獻一切”,所以他認為林道靜和盧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誘她”,因為“天下只有愛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變的”。他滿懷著情人的嫉妒來看待林道靜和她的“革命”:“啊!在這樣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別個男子親密地約會著、來往著。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餘永澤的直覺並沒有錯,林道靜確實愛上了盧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義”,所以她才會將江華作為盧的替代(他們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導師)而接納為自己的情人。餘永澤不懂的是革命時期的愛情邏輯。一方面,革命要求將愛情理智化,千百年強調的忠誠、寬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須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蘋略帶譏諷地對林道靜說的:“等著餘永澤給你掛節孝牌吧!你還想革命哩,連這麼一點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麼?———都不敢革,還說別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熱誘惑狂熱,平靜的生活、穩定的家庭、與社會的妥協在這裡是沒有市場的,所以在林道靜看來,餘永澤這種“自私、平庸、一心只想著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夠容忍?與餘永澤的相處讓林道靜明白了:

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條道路的“伴侶”是沒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著“情感”來維繫,幻想著和平共居互不相擾,這只是自己欺騙自己。

革命時期的愛情(2)

如果說,林道靜曾經也接受過餘永澤的愛情邏輯,“美麗無邊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銀波”曾讓她熱愛並懷念,那麼,她從革命中看到的是熱血和火藥,是燃燒的青春,這是與餘永澤的長袍和馬褂格格不入的。楊沫暗示,因為林道靜是“黑骨頭和白骨頭的混合”———她的母親是被地主逼奸的佃農女兒,所以她會在兩種道路徘徊,既不是像餘永澤那樣歸順“舊”,也不能像盧嘉川那樣全心投入“新”。“她既愛將來,又不能忘掉過去。在她的心靈深處,未來和過去是兩個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極端,但卻同時在她心裡存在著、混淆著。”

餘永澤並不是沒有嘗試過去理解林道靜的愛情邏輯:“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個有著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應當理解她,原諒她。”為此他將譴責盧嘉川破壞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爐,“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業”。對於餘永澤來說,這確實非常了不得,因為他試著用一種新的愛情邏輯來推導問題,但沒有持續多久,當他想從槍聲中尋找林道靜時,他被一顆子彈嚇回了圖書館。也許是醜化,也許是事實,反正,那樣的生活不是餘永澤想要的,他最後用更古老的邏輯解釋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禍水!……”

據張中行交代,他和楊沫的結合是屬於他歸納的“不可忍”那一類,“不可忍”的特徵有四:一、一方,甚至雙方,想,或已決定,另築新巢;二、道德修養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見有大分歧;四、生活習慣有大分歧。張中行說他和楊沫除了道德修養方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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