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9漕糧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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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還是不能光靠想，得想辦法實踐，那就是從長江口附近派出海船沿故道探索，確認航線的安全性，元朝都能辦成的事兒，沒理由大明朝搞不定。

不行的話，就給漕運衙門定下個標準，每年運送漕糧中留下一定數量的漕糧經海運北上進京，哪怕數量少些，幾萬石也行。

念及此，魏廣德走回書案前收好公文，鋪好紙準備寫一封奏疏。

魏廣德這篇奏疏是以明初海運起始，詳細寫明瞭明初承元制，實施河海並行、海運為主的漕運方式，至永樂十三年，罷黜海運、致力於內河，交通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明初的海運主要服務於軍事征伐的需要，為消滅殘元勢力提供物質保障，遠距離的漕糧運送多透過海路進行，其海運仍沿襲元代路線，所以漕船延期、漕糧漂沒、運軍溺死等海運艱難之狀與前代無異。

此外，明初海運還面臨倭寇的騷擾，這種情況下，朝廷先後兩次罷黜海運，致力於河運。

早在洪武六年，一些大臣針對海運遼餉失事的事件，建議在北方地區屯田，以減少漕糧調撥，朝廷於是自次年起大力推廣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

隨著屯田規模的日漸擴大，洪武二十七年朝廷命遼東、定遼等二十一衛軍士，自次年始全部實現屯田自給，“以紓海運之勞”。

到洪武三十年，遼東軍餉出現了贏餘，朝廷不再需要海運濟遼，這才停止向遼東海運漕糧，此即為第一次停罷海運。

海運罷停後不久，永樂元年三月，因北京軍儲不足，朝廷決定再開海運，命平江伯陳瑄、都督僉事宣信任總兵官，督理海運，負責向遼東和北京兩地運送糧餉。

對於重開海運，大臣們各抒己見，眾說紛紜，但在同年七月，就開啟了多條運輸航線的嘗試。

八月，陳瑄督運糧餉近五萬石，由海路至北京、遼東，此次成功鼓舞了朝廷海運漕糧的決心。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航路是由戶部尚書鬱新提出了利用衛河水陸轉運的辦法，河、海兼運的運輸方式，兩年後，海運漕糧“歲以為常”，最終確立。

不過當時的漕運線路主要有三條：一是江南漕糧海運北上，每年達萬石，於是在北端的直沽尹兒灣城建百萬倉外，又在南端的嘉定縣青浦“築土為山，立堠表識”。

二是河運由淮河、黃河至河南陽武，然後派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裡至衛輝入衛河，最後到達通州；

三是開闢了從臨清倉向北京運送河南、山東粟米的運道。

不過後兩者均為民運，在運量與專業程度上遠不如官軍海運重要。

總之，自洪武初年到成祖肇建北京，雖然一度罷黜海運，但總體而言，運輸方式仍承元人之舊，仍實施“水陸兼挽，參用海運”的運輸方式。

海運仍面臨風濤之險，但內河還無力承擔大規模的漕運任務，河海並行、海運為主的運輸方式，是當時情況下的最好選擇。

永樂十年，尚書宋禮力陳海運之弊，提出調整河海並行的漕運方式，加強河運漕糧的比重，建議三年兩次海運，調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糧食一百萬石，從河運至北京。

恰在此時，平江伯陳瑄治理江淮間河道成功。

河運暢通就進行大規模河運成功後，永樂十三年三月，“遂罷海運”、“海陸並罷”，僅保留遮洋總運送遼、薊糧餉，每年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倉兌糧三十萬石，部分輸往天津，大部由直沽入海輸往北京。

寫完這些，魏廣德無非就是要讓隆慶皇帝明白當初是怎麼回事，是運河初成河道暢通，所以朝廷在經過數年嘗試後才停罷海運致力於河運，而非一直都是河運為主。

時過境遷，現在運河的情況和當初已經大相徑庭，黃淮水患日益嚴重，經常堵塞交通致行船艱難，此種困境下朝廷不妨嘗試恢復海運故道，依舊選用當初的辦法，那就是每年拿出數萬石漕糧改走海路送到北京。

其實現在的形式和那會兒的情況是恰恰相反的局面，那就是運河已經無力保障大規模河運。

古語有言，“變則通，不變則壅；變則興，不變則衰；變則生，不變則亡。”

魏廣德分析道，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朝廷拿出勇氣再次變革的時候了，而且此例應成為定製，不再廢棄，已保在運河失修或水患阻斷交通時，依舊有源源不斷的漕糧抵京。

是想，若是連續兩三年漕運斷絕，京城糧食見底必然引發大亂，若是朝廷有海運抵京的漕糧，必然可以穩定住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