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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禹微笑點頭道:“是民政,但在我看來也是稅政,宋先生精通經史,當清楚前朝沒少出臺打擊豪強兼併土地的政令,然這些政令真抑制住豪強兼併土地的行為了嗎?秦漢兩朝,朝廷皆有規定,五大夫受田不得多於二十五頃,列侯不得多於九十五頃,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豪強可以隱報,可以詭寄,以各種手段變相兼併土地,朝廷可奈之何?最終豪強佔有的土地越來越多,朝廷的財稅越來越少,國庫空虛,災年一至,無力賑濟,百姓揭竿而起。回到土地兼併一事上,豪強為何要兼併土地,當然是為了逐利,常言道,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歷朝歷代,皆單純將稅賦視為維持朝廷運轉所需,最多也就是有餘錢時賑災,這其實是過於片面了。在我看來,稅賦並非越少越好,因為稅賦除了用來維持朝廷運轉外,其最主要的功能應該是用來促進生產發展和保證社會盡可能的公平,首先,好的稅政本身就應該具備一定的抑制兼併的功能,即便兼併最終難以避免,也要保證稅賦不因兼併而減少,如此國家才有轉移支付的能力,所謂的轉移支付,簡單來說就是富者應多交稅,國家再用這部分稅收來給貧者提供幫助。如果一個國家的稅政缺少了這些功能,即便再賢明的君主,也避免不了王朝走向滅亡。”

楊禹的話擲地有聲,其實這其中的道理不難懂,大家都是一點即明,但歷代在這一點上都陷入了一個怪圈,官僚士紳本身就是兼併土地最多的群體,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置國家存亡於不顧。

楊禹的一番話,讓宋茂等人沉默了,這是一個宏大的命題。自古以來,皇帝要依靠官員治理天下,因此便要給官員一些特權,其中很重要的一項特權就是免除稅賦,而官員有了這項特權,又免不了要兼併土地,兼併到最後,必定會造成大量普通老百姓失去田地,難以生存,國家的稅源也因此枯竭,難有作為。於是反旗四起,王朝更替,漢末便是這個樣子。

如果漢末不是土地兼併過於嚴重,民不聊生,便不會有黃巾軍起事。

朝堂上的爭權奪利什麼時候都有,沒有黃巾軍起事,朝堂上的爭權奪利就算嚴重些,也不至於天下大亂,禍患綿延至今,以至夏華幾乎亡國滅種。

作為這些深刻的苦難的親歷者,宋茂這樣的大儒不由得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之中。

楊禹沒有直說應該怎麼做,其實他每次昏迷後所到的那個世界雖然有一些經驗可以借鑑,但肯定不能照搬,這方面楊禹自己也還在思考,他現在把這命題丟擲來,用意是由著這些精英先思考,看看有沒有人能想出更適合的辦法,總之,他還沒有膚淺到以為自己一聲命下,便能改變一切。

不管什麼時候,每一樣大政的推行,都必須先讓大家形成一個共識,有了共識作為基礎,政策才可能推行下去,否則你有多強硬,所承受的反彈就會有多強烈。

就像當初的王莽,他所推行的新政其實極有創造性,頗有點穿越人士的風格,其初衷也確實是為了國家為了百姓好,但這些新政實施下去後基本都走樣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王莽這個新朝的開國之君也因此成了亡國之君。

楊禹提出這個命題,就是希望宋茂這樣的人去反思,然後以他的聲望、他的影響力,把他反思的結果慢慢推動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才有可能在政策層面推行。

當然了,如果連宋茂這樣的人反思的結果都是保留官員士紳所有的特權,那麼一切免談,楊禹絕對不會再去引爆這個雷,因為那隻會和王莽一樣,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宴席過後,上榜的三十人,並沒有立即放官,楊禹是讓他們跟著自己和杜恆學了一個月,才放他們到各郡縣為官。

此時,剛好天氣轉暖,整個秦州的春耕也開始了。

上邽城外,有多達六七條河流在此交匯,有西北方流來的渭水,從西面流來的漾水、由南面流來涇谷水、軒轅谷水等等,相傳伏羲、軒轅黃帝皆生於天水。

在第七軍和第八軍上萬人馬的努力下,如今漾水等幾條河流上,被壘起了一道道高高的堤壩,河水從堤壩上的巨石漫過,形成了一道道頗為壯觀的瀑布;上游的河面被抬高了很多,兩側引出多條灌溉渠道,離河遠處那些原本因乾旱不太適宜耕種的土地,此時也得以大量開墾了出來,變成了良田。

第七軍的五千士兵此時連傍晚的訓練都停了,加上幾百俘虜,以及萬餘軍屬,全都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屯田當中。

秦州不缺牛馬,加上曲轅犁的使用,開墾土地的效率高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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