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渡入唐——崔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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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致遠，字孤雲，號海雲，諡號文昌，朝鮮半島新羅王京人。十二歲時乘船西渡入唐，初在都城長安就讀，曾遊歷洛陽。進士及第，出任溧水縣尉，任期屆滿，被淮南節度使高駢聘為幕府，後授職幕府都統巡官。其二十八歲時，以“國信使”身份東歸新羅，其留唐十六年間，為人謙和恭謹，且與唐末文人詩客、幕府僚佐等交遊甚廣，一向被朝鮮和韓國學術界尊奉為朝鮮半島漢文學的開山鼻祖，有“東國儒宗”、“東國文學之祖”的稱譽。

崔致遠，辭別親人，隻身西渡，隨商船入唐，臨行其父諄諄重託，嚴苛誡告：“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不謂有兒，往矣勤哉，無惰乃力。”崔家在當時並非顯貴，只是一般貴族，要想振興家族，光耀門楣，及第進仕是一個捷徑。崔致遠由此承擔了光大整個家族的重大使命。

大唐對外國學生開放科舉考試，外國留學生亦可考取功名，登科及第，稱作“賓貢進士”。這一開明政策引得四方異域學子紛至沓來，入唐留學蔚為一時風氣，留學生們都在一所叫做“國子監”的大學裡學習，這也是當時頗負盛名的國際性大學。據史料記載，國子監可容納3000多學生，留學生人數眾多，尤以新羅、日本留學生居多，留學生的經費，主要由大唐出資，即便是自費前來的學子，亦可獲得資助。

崔致遠來唐的年代，已是晚唐，雖無盛唐的氣宇恢宏，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盛世的餘蔭猶在。少年崔致遠進入國子監學習，雖有數百名來自同一國度的同學一起學習，可排遣思鄉之苦，但激烈的競爭局面，卻難遣靈魂深處的孤獨之感。崔致遠參加科舉考試，一舉及第，金榜題名的崔致遠學有所成，可以稍稍卸下多年的重負，回報故國父老的殷殷厚望，佳訊傳至新羅慶州，崔氏家族舉族同慶。

登科進第的崔致遠，沒有就此衣錦還鄉，榮歸故里，而是選擇了繼續留在大唐發展，他的心中有著更為宏遠的人生願景和生命抱負。按大唐律法，及第兩年後透過吏部的遴選，方能獲得進仕資格，在及第與進仕之間憑空閒置出的兩年間隙，崔致遠因留學身份的結束而失去政府的資助，由此喪失了原本就微薄的經濟來源，他開始走上文學創作道路，自謀生路，“浪跡東都，筆作飯囊”。

東都即洛陽，崔致遠在那裡度過了兩年四處遊歷，飄蕩無著的生涯，尚未在登第的峰頂留連多久，便已被生活的真實殘酷重重摔下。進也進不得，“東飄西轉路歧塵，獨策嬴驂幾苦辛”；退亦退不得，“不是不知歸去好，只緣歸去又家貧”。進退兩難間，崔致遠選擇了蟄伏與等待，等待大任降臨兼濟天下，等待施展抱負報效家國，等待期間，崔致遠廣交文友，結識了一批有識之士，彼此間唱和酬答，詩文互進。

弱冠之年的崔致遠，終被朝廷任命為溧水縣尉，任縣尉三年間，崔致遠官閒祿厚，以文會友。秉承孔子“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的求知精神，積跬步而成千裡，積小流而成江海，崔致遠後來把在溧水的詩作結集為《中山覆簣集》，可惜後來散佚失傳，是為憾事。

作為異邦人士的崔致遠，思鄉之情油然而生，故國之情，深沉慷慨，綿遠長流。南京郊縣高淳固城湖畔的花山，因盛產牡丹花而得名，山西麓有座古墓，長眠著唐代兩位才貌雙全的少女，人稱“雙女墳”。雙女墳主人出身富門，自小躬親筆硯，長大負有才情，因不滿父母之命，嫁與顯赫鹽商，終憤恚而死。就任溧水縣尉的崔致遠巡察花山，下榻在招賢驛，聞得雙女故事，憑弔孤墳，感佩與相惜之情，油然而生，留下七律一首，以示哀悼。當晚在驛館，忽見有使女飄然而至，送來紅袋兩隻，內裝和詩二首，詩中悲切悽楚，訴說命運不公，崔致遠唏噓不已，旋即回詩一首託使女帶至。及夜，夢見兩“仙女”駕臨，紫裙自報家門，紅袖訴說不幸，三人秉燭夜談，吟詩唱和，不覺雞鳴，姐妹倆急急辭別。崔致遠一覺醒來，十分驚異，便作碑文《雙女墳記》和七言古風《雙女墳》，又寫下《仙女紅袋》一文，詳述招賢驛夢遇仙女、人鬼相戀的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文筆優美生動。此文後被收在韓國古典名著《新羅殊異記》，該書被視為“聊齋先河”，廣為流傳。

崔致遠的《仙女紅袋》，深受唐人傳奇的影響，色彩絢麗，情節奇幻，以神秘夢境作引，述說心中之想望。身處異域的崔致遠，比之大唐文人，更需要一份心靈的知遇與相契，為異鄉的清冷罩上理想的光芒，而兩女婚事遇挫而亡，與崔致遠仕途不濟有惺惺相惜之通。於是乎，夢中的紅袖添香，便成為人生理想較為完美的釋解。

崔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