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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教宗對‘利瑪竇規矩’的看法如何?”徐光啟輕輕舉杯,微笑著問道。
“教廷仍在爭論,並未得出確定的答案。”龍華民有些上頭了。
“那會長你現在是怎麼想的呢?”徐光啟放下酒杯,拿起筷子,看了一眼郭居靜。然後又將注意力投回龍華民。
“我當然還是那個看法。祭天、祭祖、祭孔等活動含有迷信、崇拜的要素。自是有違我教教義的。只要受洗入教,就應當拋棄之。”龍華民堅定地回答道:“既入我教,當拜我主。保祿以為如何?”
“呵。”徐光啟沒有作答,而是轉身詢問郭居靜。“仰風以為如何?”
“尼科洛·隆戈巴爾迪!你這是背叛!”郭居靜本不願與身為會長的龍華民起爭執,但這個問題涉及“利瑪竇規矩”,郭居靜也就不能再沉默了。
所謂“利瑪竇規矩”,其實是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
利瑪竇總結了沙勿略、範禮安、羅明堅等前輩在中國傳教的經驗教訓。認識到,想要使天主教傳入中國,首先應該使天主教教義本土化。即使天主教教義與中國傳統儒家學說相結合,也就是所謂的“合儒”、“補儒”、“趨儒”。
利瑪竇知道,想要在大明廣傳聖教,要麼得到皇帝的支援,要麼得到士大夫群體的支援,至少不能讓這兩方都厭惡天主教的傳教活動。為此,他不惜修改教規,以聖經附會四書五經。
比之前輩,利瑪竇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對中國有更深刻的觀察和領悟。他明白,中國的世界觀或者是意識形態是全面的,是一個包括科學、技術、倫理、哲學的有機體。要使得天主教教義為中國接受,必須使它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即進行天主教的“中國化”。
利瑪竇身體力行,從生活方式、觀念及表達方式、道德規範、禮儀祭祀等四個方面推行天主教的“中國化”。
利瑪竇認可中國教徒祭天、祭祖、祭孔的習俗。在他看來,中國人所謂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只是在表述上有所不同,故祭天本身就是在祭拜上帝。而祭祖與祭孔,這些只屬緬懷先人與敬仰哲人的儀式,與信仰也沒有什麼干涉,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
他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用中文撰寫了一本名為《天主實義》著作。他撰寫此書的目的自然是為了宣揚天主教教義。但在此書中,他又處處注意教義與儒家思想的協調。比如利瑪竇特地援引儒家經典中的字句,論證西方的“真神”就是中國的“上帝”。說: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
又比如,他把基督概念中的“愛”與儒家概念中的“仁”等同起來。說,在真正的友誼中,對待別人應當像對待自己一樣......
這樣的創新與突破,使得他的傳教活動得到了瞿太素、馮應京、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名士的熱烈響應。也使他能夠破天荒地進入北京,在北京立足,直至病逝並葬於北京。
利瑪竇在世時,龍華民一直遵從“利瑪竇規矩”,從未在任何場合表現出對於該規矩的反對。在利瑪竇及其他中外耶穌會士看來,他就是“利瑪竇規矩”最忠誠的擁躉。
但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去世之後,接掌教務的新任會長立刻改弦易轍。他首先宣佈廢除“天”、“上帝”、“天主”、“靈魂”等詞,一律採用譯音,將deus譯為“陡斯”。
其次。他宣佈中國人祭天、祭祖、祭孔的傳統與教義相悖,宣稱真正的聖教教徒不應該繼續進行這些富有迷信、崇拜要素的活動。
“禮儀之爭”由此肇始。
禮儀之爭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在華耶穌會內部爆發了嚴重的分歧。以龍華民為首的澳門總會,與兩京路線上的各分會展開了長達數年的論戰。
支援“利瑪竇規矩”的人較多,並以故去的利瑪竇為精神領袖,但他們卻沒有一個真正的領袖。反對“利瑪竇規矩”的人雖少,但龍華民卻是實打實的耶穌會現任會長。
兩方論來論去,始終沒能達成一致意見。為避免分歧演化成分裂,兩方決定讓返回歐洲彙報教務的金尼閣將此問題提交羅馬教廷決定。
教廷是教事的絕對權威,只要教宗就此事頒佈詔諭,無論結果如何另一方都將無話可說。
但在教廷的詔諭到達之前,皇帝的聖旨卻先一步宣告了傳教事業的死刑。
萬曆四十四年,禮部侍郎署南京禮部尚書沈?三次參奏在華耶穌會傳教士與白蓮教有染。
這次攻擊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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