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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紅軍(紅軍的擴大是一定要走赤衛隊這條路線的)的利益,又不發生脫離群眾的危險。”
毛澤東和紅軍前委上述關於發展群眾武裝與發展紅軍關係的主張和做法,無疑是正確的。正因為黨和紅軍堅持採用這些正確政策和做法,贛西南、閩西蘇維埃區域才得以迅速建立和鞏固,地方武裝和主力紅軍也得到迅速發展壯大。
第四,為黨和蘇維埃政府制定對待外商的原則和策略提供了借鑑
毛澤東以前委名義給安於會贛四縣邊界特區委指示信中,首次遇到如何處理外國列強商人在中國經商的問題。毛澤東在指示信中指出,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在中國設立的公司,“同樣是剝削工人的”,這是必須明確的原則問題,不能含糊;但與外國通商又是紅色區域所需要的,因此黨和紅色政權對有利於蘇區民眾利益的外國公司應給予支援,對嚴重損害蘇區民眾利益的外國公司應給予打擊,這種策略是對的。這為黨和紅色政權制訂對待外國資本的原則和策略,提供了有益借鑑。一年半以後,在瑞金召開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中,就明確宣佈:在蘇維埃區域內,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在不違犯蘇維埃一切法令的條件之下,可以有經營工商業的自由”。
同樣在這次大會透過的《關於經濟政策的決議案》中,亦宣佈蘇維埃政府“在目前允許外國某些企業重新另訂租借條約繼續生產,但必須遵守蘇維埃一切法令,實行8小時工作制及其他各種條例”。前委指示信對英商的原則與策略,與一蘇大會頒佈的法律檔案所提出原則與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第五,對於紅色區域黨和蘇維埃工作人員堅持實事求是、改進工作作風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毛澤東在前委給四縣邊界特區委指示信中說到如何正確處理發展群眾武裝與擴大紅軍關係時,諄諄告誡邊界特區官員劉義順和各級黨組織:“農民的地方主義有他的政治經濟的根源,不是‘一下子’可以打破的,也不應該是命令主義、唯心精神去打破他的。命令主義和唯心精神決不能打破農民的地方主義,他們所得沒有別的;另有一個‘脫離群眾’,希望你們不犯這種錯誤。”在工作中不搞命令主義,反對唯心精神和脫離群眾,這是毛澤東一慣倡導和堅持的實事求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毛澤東在這裡告誡邊界特區委各級幹部,必須堅決反對命令主義和唯心精神,不要犯“脫離群眾”的錯誤,不僅對邊界特區委各級幹部改進工作作風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對紅軍和紅色區域的所有黨員幹部,都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不久,毛澤東就在進行尋烏調查之後,寫作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喊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口號;強調“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要求廣大黨員幹部“必須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才能完成爭取群眾戰勝敵人的任務”。後來在領導蘇維埃中央政府動員群眾開展蘇區經濟建設工作時,毛澤東又強調說:“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傢伙拋到糞缸裡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蘇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討論總結時,毛澤東更是對黨的群眾路線理論作了極為精闢地闡述,強調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深刻地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援,“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7。從告誡安於會贛四縣邊界特區委在工作中不要犯命令主義、唯心精神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到二蘇大會上要求蘇區幹部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澤東的這些堅持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思想理論,是一以貫之的。
該文獻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的生動體現。透過這一文獻,不僅可以進一步瞭解1930年安、於、會、贛四縣邊區革命鬥爭情況,深化毛澤東作“仁風山調查”的相關問題研究,更能深刻感悟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以指導革命鬥爭實踐的偉大曆程,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學習和弘揚蘇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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