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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習習,天氣轉暖。
早晨,山院內一改往日之寧靜,隨王宏遊學的十來名士子已在院中等候,其中便有包含張虞、酈嵩二人。
“入堂!”
在侍從的呼喊聲中,院中張虞與十來名士子於階下脫下鞋履,揹負書囊,在廊間趨步而行。
“張虞!”
溫劭快步上前,用自己的肩膀從背後故意撞了下張虞。趁著張虞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又快步從旁經過,而後瞪了眼張虞。
看了眼溫劭的背影,張虞眉頭微皺。這些日子不見溫劭,張虞差點都忘記了有這號人。
“濟安!”
酈嵩說道:“我聽外人言,溫劭心胸狹隘,睚眥必報。市井之事,怕溫劭不會忘記,今後當會尋機報復!”
張虞盯著溫劭的背影,冷聲說道:“膏粱子弟!”
“走,長文公要到了!”
聽見王宏的沉重腳步,張虞與酈嵩趨步入堂。
因來得有些晚,張虞與酈嵩選擇左邊二排兩個臨近的位子,並將書囊裡的筆、墨、刻刀平整地擺放在桌子上。
“長文公到!”
“僕等拜見先生,願先生體安!”
十來名士子齊刷刷起身,向高位上的王宏問好。
“坐!”
王宏捋了捋髯須,招手示意眾人坐下。
“諾!”
張虞調整了下支蹱,而後跪坐在蒲席上。
支蹱者,形如t狀,其用途是在跪坐時,將橢圓形面墊在屁股下方,底部置於雙腳之間,如此可令腳跟免於受壓,便於長期跪坐。
任何人跪坐長久,腿腳都會不便,故支蹱的發明,讓跪坐成為方便之事。同樣因有使用支蹱的習慣,交椅也能輕易被漢人士子接受。
王宏象徵性的攤開一卷竹簡,沉聲說道:“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故治經,需以《春秋》《孝經》為先,二經中需以《經》為先!”
“為何以《孝經》為先?”
因早已治《孝經》多年,王宏幾乎可以不看任何內容,繼續說道:“曾子侍孔子時,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而不能答。”
“子示疑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張虞側耳傾聽王宏所講述的內容,不得不說王宏對《孝經》理解造詣非常高深,不僅能引經據典,還能針對漢代宣傳的忠孝思想進行解釋。
如漢代為構造自己統治秩序時,非常巧妙的利用孝與忠的捆綁,而修《孝經》的王氏顯然是為此提供理論依據。
孝如何能與忠掛鉤?
其理由非常簡單,你的一切由父母所給予,故你需要回報父母。
那如何回報父母呢?
讀書進仕,光祖耀宗,屬於進孝的最終目標。
故人應先孝順父母,而後為國君效力,以達到建功立業這一目標。
如何為國君效力,《王氏經》同樣給了一種解釋。
你用愛孝順母親,用尊敬以待君主,那麼你需要用愛與敬侍奉父親。
為何要尊敬君主?
因為你尊重並順從上級,才能保住自己的官爵,這樣才能不讓你父母蒙羞,才能如常祭祀祖先。
隨著王宏講解的深入,張虞已是明白漢代修經的部分意義。修經除了教授知識、謀略外,還有利用孝與忠的捆綁,構造政治理論思想,宣揚效忠國家的意義,確立君臣與父子的關係,並維護大漢統治的合法性。
當然,東漢時期的儒學思想,與明清時期的愚忠理念不同。因忠從孝衍生而出,故孝在國之前,如此思維模式下計程車人,他們很多時候為選擇自己家族利益,或是說以孝順父母為先。
兩漢時期,為父母報仇而殺人者,不受懲罰之現象,可以變向說明孝優先於忠。
另外一方面來說,正是因東漢社會以孝忠為價值觀,也才有誕生出這麼多士族、豪強。
西晉王朝為何被人調侃為以孝治國,而非以忠孝之國?
其原因不難理解,西晉從根本上打破了兩漢長期所構造出來的孝—忠價值觀體系。
當忠不能作為價值體系宣傳時,孝則被西晉格外看重。如此之下,伴隨著政治環境惡劣,則為門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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