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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軒看著眼前眾儒生嗡然騷動,群情憤慨,卻依然是面色平靜,淡定如常。

《尚書》是五經之首,是儒家的核心經典。

“尚”即“上”,《尚書》就是上古之書的意思,傳說是源自於上古時的《三墳五典》。

不過《尚書》有古今文之分。

今文尚書是大秦博士伏勝在漢初的時候口授,共二十八篇。

古文尚書,據說是景帝之子魯王劉餘,從孔子故居的牆壁裡面挖出來的,比今文尚書要多出二十五篇。

之後恰逢五胡亂華,文籍喪失,今、古文都散亡,連朝廷篆刻的石經也遭破壞。於是東夏豫章內史梅賾獻了一部《古文尚書》,計有經文五十八篇,被列為《五經正義》。。

可在後世,《古文尚書》已經被證偽。

尤其是後世《清華簡》出世之後,《古文尚書》系偽造一事已經板上釘釘。

而鄭玄,馬融都是漢末時代的經學家,古文尚書學派的大儒。

李軒對於這兩個人倒是沒有意見,他這麼做的目的,只是為打擊儒門的‘崇古派’,為日後推廣自己的學問鋪路。

儒人推崇‘三代之治’,想要‘法古’,是由至聖先師而始,到王莽的時候發展到一個高峰。

王莽打著‘法古’的名義推行變法,而他的好友劉歆則配合鼓吹三代之治。

而劉歆正是古文經學派的開創者,編撰了西漢之後儒家的絕大多數經文典籍。

王莽的新朝雖然滅亡,可劉歆由於晚年悔悟,謀誅王莽,事洩自殺,他留下的經典與學問卻被傳承了下來,遺留至今。

儒門發展至今,崇古的風氣愈演愈烈。

可這種風氣,無疑是不利於李軒推廣新學的。

李軒是立志要做一個新聖人,以垂範後世儒人,保衛自己的變法果實與政治遺產的。

可如果大家都去崇古去了,去羨慕三代之治去了,那麼置他這個新聖人於何地?

後世人還要不要聽他的學問,學他的《幾何》,《數學》與《物理》?會不會打著法古的名義將之廢黜?

所以‘古文經學’這一學派與經典,李軒勢必得將之掃入垃圾堆。

只有打倒了舊的偶像,新的偶像才能立起來。

哪怕因此動搖理學根基,李軒也在所不惜。

這其實是與虞子的理學一脈相乘,虞子之學雖然也有許多是古文經學的內容,可這位亞聖也意識到了古文經學是偽作,所著經書大多都偏向於今文。

唯獨古文經學倒下之後,理學的部分經義需要重構,這卻正合李軒心意。

而李軒現在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將劉歆,賈逵,鄭玄,馬融等等古文經學的大儒,從文廟中排除出去。

至於穀梁赤,傳聞是《穀梁春秋》的著作者。

《春秋》是孔子著述,後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分別在《春秋》的基礎上做了闡釋與補充。

而劉向,蔡千秋,則是穀梁學派的大儒,也同樣在後世獲得了配享文廟的資格。

李軒對《穀梁春秋》的厭惡,還更在古文經學之上。

這是儒家崇尚‘親親相隱’的根源,強調禮樂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處處突出君主的絕對權威。

他們主張必須嚴格貴賤尊卑之別,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對於君王與貴人卻不加任何限制。

據李軒所知,後世大清入主中原,《穀梁春秋》倍受推崇。

皇帝說‘治統在於朕,道統亦在於朕’,奴臣說‘主子永遠是主子,奴才永遠是奴才’。

他們還推崇強調宗法情誼,至聖先師雖然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可《公羊春秋》與《左氏春秋》還是認可大義滅親的,穀梁春秋卻認為這不合禮法。

歷代大儒將‘親親相隱’用於決獄,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與公示,就是西漢宣帝年,《穀梁春秋》大興之後。

也就是從這個年代開始,世家門閥開始興盛,地方間的宗族勢力崛起。

而如今大晉皇權不能下鄉,宗法勝於律法,這對李軒來說,無疑是沒法接受的。

這還關係到未來他能否將那數千萬女性勞動力,從鄉間解放出來的問題。

所以《穀梁春秋》必須是偽學,自穀梁赤以下一切穀梁學派的宗師,都不能配享於文廟之內。

李軒認為這是偽儒之始,深通惡絕。

“汾陽王此言譫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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