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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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細雨飄飛的下午,我來到胡家坪工地。那天人們正在背草肥,來來往往,互相招手問候。魯延福高聲說:“好久不見,真想念你,我愛人和兒子正好來看我,她們在工棚裡,互相介紹一下。”他妻子也是北方人,和我一見如故,兒子也活潑可愛,說他三年未見爸爸了,“爸爸臨走時是戴著手銬離開的,不久後爸爸就要回家了!”
1985年10月,我在蘆山思延鄉度創作假,體驗農村生活。有一天路經糧站,苗溪茶場的卡車在那裡出糧,巧遇周西林,周說:“你都走到苗溪門口了,也不回孃家看看。”於是,我兩次去水電站看望舒衍瓊,他正在領導水電站擴建工程,精神極好;後又到醫院李伯侃處住了一夜,得悉徐孝懷老師年輕的妻子服毒自殺,不勝驚悸。
徐老師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和自己的學生結婚,那女孩只有十多歲,人才出眾,把老師當作英雄般崇拜,生下一子,後經不住輿論壓力,無聊的人們瞎起鬨,說:“男方是老牛想吃嫩草,女方是想發落實政策的財”,“兩人走在一起活像父女,怎能成為夫婦?”那女孩一時氣憤而自盡。父母狀告徐老師*女兒致死,幸虧女兒留有遺書,說:“徐老師待我很好,我是自己選擇這條路的,與徐無關。”徐方倖免於難。
1986年冬,四川《文史雜誌》特約我寫一篇《胡風夫婦在蘆山》,為補充一些材料,我再次回到苗溪,採訪當年接觸過胡風夫婦的幹部、醫生和炊事員,重訪胡風住過的磨房溝,受到大隊管教幹部徐光偉、原13隊中隊長張成英和黃素華的接待。
那天清晨,我在茶場招待所門口鍛鍊,巧遇原l3隊幹事林上清。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小坐,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恢復了原工資級別,享受離休待遇,忽然轉換話題說:“我給你擺個龍門陣,你走後,朱慶豐調l3隊工作,經常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樣子,我很見不得他的作派。一次開會學習,他自稱辦了幾十年的專案,沒有什麼差錯,我立即反唇相譏:‘老朱,請你不要說得那麼絕對。’”他不服,我立即反擊:“試問,你經辦王地山的案子錯了沒有,恐怕百分之百地搞錯了?”朱面紅耳赤,無言可對。
90年代初的一個傍晚,朱慶豐來到成都寒舍。他十分和藹熱情,一副多年相知的神態,我不無驚詫:“莫非太陽真的從西邊出來了。”在隨意宣洩中,他竟然說:“我搞了幾十年專案,感到法院辦案子有時是坦白從嚴,抗拒從寬。”我睜大眼睛問:“此言從何說起?”他從容不迫地答道:“有些逃跑犯在外面重新作案,金額巨大,都坦白了,我在材料上批道:該犯坦白態度較好,可予從寬處理。結果法院以事實為依據,判以重刑。相反,有的案犯拒不坦白,堅持說在外面未作案,態度頑固,我報請法院從嚴懲處,結果卻判得很輕。所以,態度問題並不重要。”他又說:“我過去也是過分相信法律判決,認為法院肯定不會有錯,誰知那些年竟辦了那麼多冤假錯案,如今反思,痛悔不已。”肺腑之言道破法制痼疾:逼供信!
又過一年,朱慶豐的兒子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父親最近病故,去世前說我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在很長時期中,我把此君看成最可怕的敵人,他何出此語?也許是他生前太左,不敢講真話,生活也頗為孤獨吧!
再訪苗溪已是2002年4月,我和妻回蘆山為岳母掃墓,拜會親友,專程去了一趟茶場。老友舒衍瓊住在原農行的小院裡,院裡草木扶疏,鮮花盛開。這些年他參與蘆山縣國土勘測考察,還到寶興靈關為茶場建成一座中型水電站,成績卓著,堪稱苗溪茶場的功臣。如今退休在家,迴歸林泉,每日漫步于山水之間,讀報、讀書、寫作,自得其樂。“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他陪我和妻拜訪了商保田與黃素華,不勝今
昔之感。
商保田如今享受離休待遇,窗明几淨,生活舒適。黃素華還是一臉福相,女兒黃敬在苗溪當幹部,兒子是工人,我感謝她在逆境中所給予的關照,她淡淡一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好人終有好報,大家都加倍珍惜吧。”她和我老伴原來是熟人,幾十年後重逢格外親切。
在歸來的路上,遇到周金仁,周金仁眼尖,遠遠地招呼我,熱情握手,我說:“你是我的老領導,還好嗎?”他連連點頭,似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他只說了一句:“人哪,總歸是入……”大概在如何做人做事的問題上有許多反思。
公路旁有一家小飯館,是另一位周指導員的遺孀開設的。沈前學在這裡幫忙劈柴、燒火、打雜,用這裡的灶火,每天蒸兩籠饃饃,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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