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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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一邊烤火，一邊瑟瑟發抖；老百姓衣服襤褸，十七八的姑娘竟沒有下裝。在縣城，教師領著學生歡迎部隊，朗誦歡迎詞：“我們帶著青春的笑臉，投入你們的懷抱……”這使我們感到了自己的責任。我們走到哪裡，哪裡就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中隊由左霞清、宋錫仁同志率領，走完了漫漫征程，每個班都組建了一個自立名目的通訊社：一班社、長征社、駱駝社、燈塔社、進軍社、紅旗社。我是紅旗社的播音員，自編自採，練筆寫作，每日數次向中隊廣播。中隊快報組在益陽、芷江還出版大型快報，向群眾宣傳新中國的誕生。快報組委託餘愛民、蘇定生、方正、王展成和我五人輪流撰寫《行軍日記》，如今，只有我一人倖存於世，其餘四位均已作古。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行路不僅能磨礪意志，還可體察山形水勢風俗民情，令人受益終生。我們走過的荒山野嶺窮鄉僻壤，如今都換了人間，而環境卻日益惡化，青山綠水遭到汙染而不適宜人類生存。改革開放後我曾參與編輯《走向大西南》和《情繫大西南》兩本書，得悉當年這批血氣方剛投筆從戎滿懷正義感的戰友們對建設西南都作出了無私奉獻，而在“左”的年代和歷次政治運動中，多數遭到打擊，演繹了一幕幕人生悲劇，令人扼腕嘆息。其中的倖存者均迴歸平民，仍懷憂時報國之心，不能忘情於那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常想起當年的李力眾大隊長，後來相繼任川南日報社社長、四川日報社總編輯、省科協主席。他幾十年來矢志不移，保持清正廉潔、艱苦樸素和關心同志的品格，忠實於黨和人民的事業，思想清醒，與時俱進；這位山東漢子在行軍隊伍中走在前面穩步前行的身影，一直鮮活地儲存在我的記憶裡。還有指導員宋錫仁同志幾十年獻身宣傳工作，道德、文章、書法均屬一流，那顆關切他人的仁愛之心，永遠值得人們崇敬。

96血與火的考驗

我們到自自貢分配到川南日報社，本想當報人，第一個任務卻是參加工作隊下鄉徵糧。1950年初，四川剛解放，政府手中沒有糧食，軍需民食急待供應，大批公務員和起義部隊官兵都要吃，徵糧成為第一要務。

徵糧的物件主要是地主，他們聲稱這年已向國民政府繳了農業稅，對人民政府的徵糧工作激烈反抗。被打垮的國民黨殘餘武裝趁機勾結土匪特務進行*，攻打區鄉政府和工作隊，使我們的工作極難開展。報社工作隊由丁立同志率領，到富順後，一部分人組建幹訓班，透過考試招收青年學生參加工作；一部分人參加行政人員訓練班，集訓原鄉保長，讓他們在徵糧中戴罪立功；我則參加農代會，組織農民代表協助徵糧工作，初步開啟局面後又到趙化區開展工作。當時鎮上有一個起義的國民黨第七十二軍的師部，軍心不穩，雖已宣佈起義，卻未改編為解放軍，隨時可能反水。我們曾去觀看師部文工團的文藝演出，還與他們組織過球賽，但他們居心叵測，形勢日益嚴酷，趙化鎮與縣城聯絡中斷，工作隊呈被包圍的態勢。我們把徵糧數字分配到戶以後，一段時間內幾乎沒有徵集到糧食。丁立是一位老八路，平時沉默寡言，心地善良，為保護這批年輕的新聞幹部，決定率眾在拂曉突圍，經江安返回瀘州，為此他被區黨委批評為“右傾”。經過整訓，工作隊又荷槍實彈到瀘縣石洞區武裝徵糧。這時敵強我弱，敵人在暗處，我們在明處，匪徒一身農民打扮，群眾尚未發動起來，我們很難分清農民與土匪，只有一天換幾個地方，與匪徒打游擊。我們在雲龍鄉遭到乜佔武匪部圍攻，經部隊增援，夜裡匆忙轉移。在金龍鄉徵糧中，餘愛民同志不幸犧牲，屍首被土匪切成幾塊，王茹同志身負重傷。一次，齊家鄉武工隊奉命圍剿土匪，深夜分路合擊；天下著濛濛細雨，我們沿著崎嶇小路跋涉，腳上的舊草鞋爛了，赤足跟進，一夜摔幾十跤，周身沾滿泥水，終於完成了任務。

徵糧剿匪是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第一場惡戰。駐雲南的十五軍支援川南剿匪，形勢逐漸好轉。當時工作隊按供給制待遇，每天的伙食費為三斤米，一斤半為主食，一斤半作菜金。我們有時連牙刷毛巾都買不起，草鞋不夠穿，便打光腳板，長期未洗腳，周身長滿疥瘡，奇癢難忍，每天早出晚歸，挨家挨戶催收公糧。一次，區黨委一位姓劉的科長在胡市鄉政府召集保長們開會，突然宣佈：“五保保長劉福榮通匪，立即拉出去處決。”保長們大駭。指導員李同熙當即在場口召叢集眾大會，槍聲響起，人頭落地，李同熙以沉洪的川音宣佈：“從今以後，凡是傷害解放軍和工作隊的匪徒，不論首惡與脅從，格殺勿論，絕不留情。”隨即我們到劉福榮家裡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