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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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中級別最高的軍官，如果出了什麼問題，美軍恐怕不好交待，而叛徒們為了討好主子卻很可能整死他們。”他贊同地點了點頭。

老孫又說：“我們不希望為了挽救他們而被迫再次絕食。這對貴國不會有好的影響。”

他終於說：“你們放心，我想總管上校會明智地處理這件事，我也願再次替你們轉達你們的要求。”我們表示了感謝。

次日，我們在“71”迎接了趙政委和杜參謀長，他們都是我們團的團首長，我最熟悉的領導人，見到他們那被折磨得異常憔悴的面容，儘管他們笑著，我心裡卻在流淚。

當晚我們開會慶祝這一重大的勝利，我們的團一級領導幹部都掙脫了叛徒控制來到“71”，我們的領導力量大大增強了。

我們的“宣傳隊”表演了《鋼鐵戰士》和歌劇《劉胡蘭》片斷以及活報劇《蔣家班垮臺》。馬友鈞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曬乾後蒙在鋁筒上製成的，而鋁筒是從帳篷支柱的接頭上鋸下來的。在我們這塊“紅色根據地”裡，能人多著哩！

那天我們演出的水平雖然不高，但演員的那種激情，觀眾的那種心情卻是人間少有的。

當我們的“獨唱演員”——軍文工隊隊員餘國藩唱著：“數九那個寒天下大雪，天氣那個雖冷心裡熱，我從那前線轉回來，勝利的訊息要傳開…”沒唱完大家就使勁鼓起掌來，難得的笑聲震動著鐵皮屋頂飛出了鐵絲網。

第十章　反對血腥“甄別”

審查中國戰俘“自殺”案

1942年的春天來到了巨濟島，從南邊海上吹來了暖風。三月初，草就被吹綠了，它們在鐵絲網邊上的亂石縫裡倔強地向上伸出頭來，貪婪地吸收著陽光，甚至開出小花來。我的那些年輕戰友常低頭徘徊在它們身旁，有感於它們那頑強的生命力。然而，春天並未給戰俘集中營帶來希望。原86聯隊部翻譯安寶元同志透過住院堅持要求來“71”被允許了，他彙報了在“86”敵人的恐怖統治日益加劇的情況，大家聽了更加不安。他還說高化龍翻譯已經去了醫院，不打算回“86”了，聯隊部只有書記長郭乃堅仍在堅持。看來，形勢更加嚴峻了，由於板門店的和談僵持著，美方更加緊在戰俘營內推行它的強迫戰俘背叛祖國的政策。

叛徒們根據其主子的指示加強了戰俘營內的法西斯恐怖統治和對戰俘的政治陷害、人身折磨。我們透過醫院不斷聽到在“72”、“86”集中營內難友們奮起反抗和狗腿子們殘酷鎮壓的訊息。愈來愈多的人被強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動標語，從在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直到在前胸後背上刺上“青天白日”。愈來愈多的人被強迫在“要求去臺灣的血書”上簽名蓋手印，甚至被強迫寫“絕命書”：“再不送我去臺灣，我寧願自盡…”

3月初的一天上午，“C。I。D。”的布萊克中尉忽然坐吉普車來到“71”，他要我為他擔任翻譯，一起去審查一件在中國戰俘中發生的“自殺案”。

我被他帶到他的辦公室，要我先譯出一封“絕命書”。

那是寫在兩張被揉皺了的煙盒上的一封“給蔣總統的信”，大意如下：

“我是一個受共匪奴役、為共匪賣命的受苦人，是聯合國軍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著蔣總統派人來接我去臺灣，等到現在不來接我，共匪的板門店代表還要強迫我回大陸，我只有一死報效黨國！蔣總統萬歲！”

鉛筆字跡很潦草，我坐在中尉的辦公桌前辨認了半天，正要拿起筆來翻譯，布萊克問我想喝紅茶還是喝咖啡？我說：“謝謝，我不渴。”

他說：“給你衝杯咖啡吧！”便走出辦公室去衝咖啡。

我低頭偶然看見在中尉未關嚴的抽屜裡有一張寫著英文的白紙，我悄悄將抽屜開大點一看，正是這封信的譯文。最後那個“蔣總統萬歲！”的譯文後面還打了個大嘆號。

我趕快把抽屜還原，立即想到布萊克已經找人翻譯過此信。讓我再譯的原因或者是不相信那人的水平，或者想考驗我是否可以信賴。

我迅速作了決斷：不管怎樣，我必須按原文譯出來。儘管我十分厭惡這封信，特別是對蔣介石的稱呼和喊萬歲更為反感。

布萊克送來咖啡後便坐在一旁喝著咖啡，一面看一張《星條報》（美國軍報），一面對我說：“你不必著忙，上午能譯完就可以了。”

當我咬著鉛筆桿，抬起頭來思考一個確切的英語單詞時，忽然看見那張《星條報》上的一行標題中有“板門店”幾個黑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