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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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方面軍在川北邊境建立根據地時，已經擁有一支相當幹練的無線電通訊隊伍。陝西地方軍隊的參謀長、師長楊虎城將軍秘密提供的裝置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楊將軍是共產黨的同情者（這樣的同情者遍及蔣介石軍隊的各個角落）。但是，他沒有能夠活著看到人民解放軍的勝利。由於參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綁架了蔣介石），他被國民黨逮捕，一直關押到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前夕被處決。

對於紅軍來說，是否真正得到廣東軍閥答應提供的情報，這都無關緊要，因為紅軍本身已有一筆特殊的秘密財富，它可以偵聽和破譯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電訊。紅軍對蔣介石擁有的這一優勢，就象二次大戰中的盟國能夠破譯絕密的德軍電訊一樣。紅軍有這種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周恩來。自一九三零年始，周就負責黨的安全保衛工作，他同莫斯科關係密切，安排中國的專業人員在蘇聯接受電子、暗語、密碼和破譯方面的訓練。更令人叫絕的是，他還安排地下黨學習魔術師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們就可以開啟手鎊腳鐐逃脫。至於他們是從哪裡受到這樣的訓練，沒有留下任何記載。

在江西根據地初建的期，紅軍還沒有可以發射到上海的無線電臺。一九三一年五月，他們從蔣軍手中繳獲了兩部一百瓦的電臺，不久以後，在俄國受訓的第一個重要的電文破譯專家劉鼎從上海來到蘇區。他把整本密碼都記在腦子裡，從此，毛澤東就能夠同上海、並透過上海，同莫斯科進行無線電聯絡了。

劉鼎開始了截聽和破譯國民黨電臺聯絡的工作，而國民黨方面似乎從未在這方面起過疑心。

開始，國民黨僅使用簡單的密碼或根本不用密碼。第一次圍剿期間，他們用明碼發電，第二、第三次圍剿期間，他們便用了簡單的密碼，這種密碼不用什麼特殊技能即可破譯，而紅軍的偵聽工作早已順利進行多時了。後來擔任電子工業部　（原四機部　）部長的王諍就是這一工作的負責人，他可以破譯國民黨前線部隊聯絡的全部電文。幾乎沒有一次紅軍不知道蔣軍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國民黨軍隊自己還沒有接到電文，紅軍卻已得到了。

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也在忙於同一任務。長征開始後，他不斷向一方面軍發出截獲的國民黨電文。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他一連幾天徹夜坐在電臺邊，監聽電訊往來，並向一方面軍發去重要情報；但他不知道發出的電文對方能否收悉，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不知道一方面軍究竟在何處。有時候，一方面軍的電臺功率不足，無法同四方面軍聯絡。

共產黨勤奮不倦的偵聽工作使當時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夠清楚地瞭解國民黨軍隊的情報和戰鬥命令，勝過瞭解紅軍的情況。他幾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國民黨電文抄件。

由於報務員和裝置器材長期緊缺，紅軍要想方設法俘獲敵方的報務員和繳獲器材（紅軍對敵方的醫生和他們的藥箱也有一個專門的俘繳計劃）。為了鼓勵被俘的報務員留下來工作，紅軍給他們各種優待，如額外報酬，優厚的食物供應等。一些報務員知道國民黨軍隊的密碼，對紅軍來說，這更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由於裝置緊缺，電臺在長征中只用于軍團之間的聯絡，同下級單位聯絡都使用電話或通訊員。通訊連要揹著大捆的電話線走在司令部的前面，並在偵察隊選定的地點架好線，這種辦法非常累，效率低，並且經常造成通訊兵的傷亡。

根據紅軍自己掌握的情報，國民黨軍隊從未截獲過紅軍的電文。

隨著紅軍長途跋涉，出現了這樣一個現象，即高層指揮員的生活方式要服從通訊工作的需要。白天，全軍不是打仗就是行軍，或者邊打邊走，除了戰場上緊急聯絡外，指揮員沒有時間閱讀報告。只有夜幕降臨，安營紮寨後，電臺才開始工作，通訊員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這時，指揮員才能對戰況有所瞭解。

作為從事秘密活動的革命者，紅軍許多高階指揮員已經習慣於夜間工作，而今戰場上的局勢又迫使他們連續徹夜不眠地工作。戰士中流傳著許多毛和周半夜三更還在工作的故事。那麼，他們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隊每天清晨六點鐘開拔，戰士和幹部要提前一小時起床，收拾營地，吃一頓米粥，喝點茶水。領導人起床的時間是八、九點鐘。此時他們的炊事員或警衛員已經出發三個小時了。他們在三小時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領導人的早飯。在這三個小時裡，領導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擔架上，被抬到吃早飯的地方。他們被結實的擔架員抬在肩上，就象搖籃中沉睡的嬰兒一樣。

“他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