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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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決議：豬對珠寶沒有反映。這些事情，並不純粹是對科學方法的濫用。我們知道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的坎森教授在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家大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題為《論日常煩惱的來源與性質》。他記錄了21000種煩惱，後來經過篩選，去掉重複的和失誤的之後還有507種！此後他又將這些煩惱分級整理。比如“食物中發現頭髮”為26分，“看到禿頂的人”是2分，“看到蟑螂”為24分。

真正的科學工作自然需要相當的枯燥勞動。只有真正的科學才能使一個科學家在做出發現之後感到欣慰，比如發現了蚯蚓有一種保護性的外衣；因為正是這種細緻的觀察之後積累起來的事實才使科學一代代地發展，以至取得現在這樣輝煌的成就。而中國人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有的倒是大量的幽默與庸見。於是，他們自然認為：觀察與研究蚯蚓或者金魚的生活實在是有礙於學者的尊嚴的。

邏輯

由此，我們想到了中國人的邏輯。它建立在中國人對真理的觀念之上。根據中國人的觀點，真理永遠不能被證實，只能被感知。莊子很早以前就在《齊物論》中指出了知識的主觀性：

〖既使吾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爾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若與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根據這種理論，真理是無法證明的，儘管它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莊子語）。人們常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謂之道”。所以，真理只能被一種直覺所感知。中國人並非都在有意識地接受莊子的認識論，但是他們本質上是贊同這個觀點的。邏輯從來也沒有被髮展成為一種科學，所以他們也不仰仗邏輯，而是靠自己或許是更健全的庸見。在中國文學中，也從來沒見過有雄辯的論證，因為中國人壓根兒不相信這類事情。於是，辯證法並未得到發展，也沒有科學論文這樣的事，高本漢①最近撰文批評中國“高階評論家”在論證古典作品的真偽時所犯的邏輯錯誤。某些錯誤確實是幼稚可笑的；但這是站在西方方法論的觀點上看才知此。中國人從來不會寫一篇萬言或者五千言的論文去證明某一個論點，他僅僅是做筆記。至於論點本身的是非，則留待後人評說。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是留給我們這麼多筆記集，稱作“隨筆”或“筆記”。不劃分段落，內容包括文學作品的作者探源、典籍、校勘、連體雙胞胎、狐狸精、紅鬍子英雄，以及吃蜈蚣的隱者等等，雜沓紛壇，應有盡有。

『①高本漢（Bernhand　Karlgren，1889～1978），瑞典漢學家。』

中國作家先提出一兩個論點，然後即刻提出結論。在讀他的文章時，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他的論點與論據從來都不很長，你突然看到他已經領悟到了什麼在作結論了。優秀的筆記、隨感錄，比如顧炎武（1613～1682）的《日知錄》，給這類文章贏得了很高的聲譽，當然不是由於其中的邏輯論證，而是由於他的觀點的正確性。而這種正確性只能由後世來表示贊同或反對。顧炎武筆記中即使是兩三行的觀點，也往往是幾年潛心研究之所得，是再科學不過的東西。確定歷史事實中的某一點，作者很可能要作多次的旅行。需要百科全書般的學問。但是他的錯誤很難查證，他的正確又不能一下子確定。人們只能對他表示欽佩，因為3個世紀以來，還沒有任何作者能對他的論點提出疑義。

這裡，我們看到了“邏輯”與庸見的對抗。庸見在中國代替了推理與演繹。庸見通常更合乎情理，因為分析性的論證是透過把真理分成若干部分去探索真理，結果使真理失去其自然的聯絡與含義。而庸見則把事物看作一個活的整體。婦女的庸見往往強於男人的庸見。在危急時刻，我總是仰仗她們的判斷而不是男人的判斷。她們審時度勢從全盤考慮，不為個別方面所迷惑。在最好的中國小說如《紅樓夢》、《野叟曝言》之中，婦女被描繪成能對形勢作出正確判斷的最可靠的法官。她們的言談能夠面面俱到，十分使人傾倒。缺乏這種庸見的邏輯是危險的邏輯。當一個人持有某種觀點時，他很容易用自己的學術頭腦將a、b、c各個論點逐漸演化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