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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卻可能像《米德爾馬契》①裡那位學者卡薩波（Casaubon）一樣，沒有能夠覺察到他夫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而這一點，其他男人是可能做到的。
『①《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作者為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作於1871～1872年。』
這種對庸見的崇拜有其哲學基礎。人們很有興趣地注意到，中國人在判斷某論點正確與否時，並不僅僅訴諸道理，而是既訴諸道理，也訴諸人情。“Reasonableness”譯成中文為“情理”。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情”即“人情”，或“人性”：“理”即“天理”，或“外部原因”。“情”代表著可變的人的因素，“理”代表著不變的宇宙的法則。這兩個因素的結合，就是評價某項活動，或某個歷史問題的標準。
這種區別也可見於英語的reason（道理）和reasonableness（合情理）的對比。我相信是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是論理的動物，但不是合情理的動物。中國哲學也承認這一點，並認為人應該設法使自己變得合情合理的而不只是講理的。中國人將合情理置於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井傾向於邏輯上的極端；而合情理精神則更現實、更人道，與實際緊密聯絡，能更正確地理解和審時度勢。
對西方人來講，一個觀點只要邏輯上講通了，往往就能認可。對中國人來講，一個觀點在邏輯上正確還遠遠不夠，它同時必須合乎人情。實際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邏輯更重要。因為一種理論會太符合邏輯以至於完全缺乏庸見。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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