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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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擴張對企業管理提出的主要問題是委託代理關係的多層化，創業者深知創業的艱辛，因而有一種不相信外人，只相信自己人的心理，從而造成重要領導部門和管理部門主要負責人都是自己的親屬。當這種狀況增多時，便使企業中人情大於規章、動力低於能力成為常態，不僅嚴重影響了整個公司計程車氣，更重要的是影響了企業的人才戰略、科學決策和嚴格管理，最終將使企業陷入困境。

其四，政府對民營經濟的自由放任。在扶植和發展民營經濟過程中，政府透過廢除舊有的政企關係實現職能轉變是無可厚非的，但就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地方卻走向一個極端：盲目樂觀地認為民營經濟在當前已具備了自我發展的能力，只要政府把各種制度制定好，市場力量就會自動把民營經濟推向發展。這種簡單的“放”的思想和做法，使民營經濟無論從管理、服務還是素質和行為上都存在很多問題。吳敬璉指出：“政府不履行市場經濟中應當履行的職能，也會對經濟發展造成很大的消極影響”。所以，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政府的干預是不可少的，關鍵是要適度、到位。

其五，政府官員對民營經濟的全面承包和保護。發展民營經濟，政府的支援和扶植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又走了另一個極端。一些地方的主要領導成為某些重點企業的保護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表明決心、熱心、關心和力度。這種做法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不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市場秩序的維護；二是不利於政府的職能轉變和廉政建設。民營經濟有了政府官員的保護，有很多潛在的非正常收益和政府傾斜實惠，這是滋生新一輪腐敗分子的土壤，而且這種貪汙受賄，披上了光彩的外衣，極易逃避有關部門的監督；三是不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擴張。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出現危機是正常的，而一旦有了有保護，使一些民營經濟的業主嚐到了甜頭，就會使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搞關係上，遇到問題不是去找“市場”，而是去找“市長”。這種狀況，不僅嚴重束縛了民營企業家本身的創造力和冒險精神，而且具有負面的示範效應，對整個民營經濟業主的行為都會產生不良影響。

其六，政府對一些民營企業的掛牌保護。由於中國的執法機制和現狀，民營經濟受到執法部門的非法和不正常干預是常有之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民營經濟的經營實施一定程度的保護無可厚非，對影響當地經濟社會生活的民營企業進行扶植和一定程度的政策傾斜也在情理之中。但一些地方，為對具有一定規模和貢獻的民營經濟進行扶植，往往以政府名義釋出檔案，對其給予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全方位保護。某種意義上，對某些地方而言，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對於大多數地方卻是壞事：一方面，實行掛牌保護的民營企業畢竟是極少數，這樣以來，必然使同一市場上存在嚴重的不公平競爭，嚴重挫傷其它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政府對民營經濟的不適當干預，必然增加經濟執行中的無序因素，破壞市場機制的最終形成。這樣，民營經濟就無法真正成長，即使長大了，也是溫室中的花朵，遇到“強風勁雨”，凋零敗落成為必然結果。

其七，管理體制和法制建設落後，制約了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由於改革的滯後，政府對民營經濟實施管理，有關行政部門缺乏協調和配合，有時出現“多頭管理”，讓企業無所適從；有時又出現“管理真空”，使企業行為得不到應有的規範。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明顯落後於經濟的市場化程序。同時，法制建設也相對落後，1988年頒佈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對民營經濟的權利義務規定得相當模糊，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沒有制定有關扶植民營經濟發展的較為詳盡、明確和可操作的法律法規如《民營經濟法》等，民營經濟發展缺乏應有的法律保護。這種狀況，不僅嚴重製約了民營經濟的成長，更重要的是，有時對民營經濟發展起到嚴重的制約和破壞作用。

其八，缺乏對民營經濟的專門服務體系。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相應的配套服務體系，尤其是民營經濟成長壯大以後，這種服務體系尤顯重要。這種服務體系主要是中介機構（如人才教育培訓、管理諮詢、市場營銷、技術開發、法律和金融中介服務等）和社會服務機構（如從業人口戶口申報、子女入學、員工培訓、職稱評定等）。有些地方即使有了這樣的機構，其職能一般也是由政府的一個部門擔任，也只對國有企業直接開放，民營經濟很少“有此殊榮”。這種狀況，嚴重製約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後，這一問題將成為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時甚至可以使民營經濟陷於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