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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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低；另一方面使：勞動力短缺與產業結構低層次形成“結構性制約惡性迴圈陷阱”，即高素質人才短缺→產業結構無法升級→缺乏對高素質人才的培養與投入→高素質人才短缺，而這種“結構性制約惡性迴圈陷阱”，將使中國產業結構長期在低水平徘徊，這種低水平產業結構的長期執行，將使國民經濟整體“不斷積累弱勢”，這種弱勢將制約中國經濟逐步走低，在融入全球經濟直接面對高層次產業結構的“西方列強”時，一方面，巨大的工資差距將可能導致人才的流失，使中國本來就存在的人才缺口進一步拉大，這一點可以從改革開放後大量出國留學人員的滯留國外得到證明；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低層次的產業結構決定的低勢競爭力，導致產業結構的“低水平固化”—沒有競爭力就沒有利潤→沒有進一步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投入→產業結構層次依然很低。如果不進行結構調整，中國經濟可能就沒有徹底走出經濟泥潭的那一天。

由兩缺口形成的兩種“陷阱”交織在一起，使中國經濟逐步“積貧積弱”，當在無法作好充分準備融入全球經濟之時，中國經濟在西方“列強”和“富強”的衝擊下，也許真的就成為“東亞病夫”。

2）從結構層面來看，主要表現為區域層面，中國勞動力存在“結構性短缺”與“結構性過剩”並存的局面。而這種短缺和過剩，是大量低素質和高素質勞動力資源沒有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實現最優配置的結果。

一方面，落後地區和廣大農村地區，大量低素質勞動力過剩和高素質勞動力奇缺，而發達地區高素質勞動力無法有效配置，表現出“人才扎堆”導致的人力資本浪費的“病態過剩”態勢。另一方面，發達地區大量低層次勞動職位無人從事或存在“黑領超過白領”的“腦體倒掛”現象，而落後地區大量低素質勞動力又無事可做，從而，導致國民經濟的結構性失業。這種狀況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危害是很大的。

其一，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素質相互制約。這種微觀狀況導致：落後地區產業結構與勞動力低素質存在“低水平均衡迴圈陷阱”，即落後地區低素質勞動力過剩→落後地區產業結構層次低→勞動力收入水平低→用於提高素質的投入少→勞動力素質在低水平均衡→產業結構層次在低水平均衡→落後地區越來越落後；而發達地區高素質勞動力相對集中，表現出“病態過剩”。從而使：高素質勞動力扎堆與人才浪費形成“高層次惡性迴圈均衡陷阱”，即發達地區人才扎堆→人才得不到合理安排→人才浪費→人才扎堆。這裡有一個邏輯必須清楚，即為什麼人才會扎堆，根本原因在於落後地區低層次的產業結構與低水平的收入與發達地區高層次的產業結構和高水平的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一個研究生在落後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同性質行業，收入竟相差近10倍，再加之人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等差距，使人才實現自我價值的目標在落後地區無法正常實現，因此，導致發達地區“人才扎堆”，由此造成巨大的稀缺人力資源的浪費。

這兩種“陷阱”相互作用，導致整個區域差距的不斷拉大，使區域經濟發展不僅僅成為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的大問題。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區域差距拉大逐步使落後地區成為發達地區發展的滯後性障礙。所以，使整個國民經濟走低，導致大量資源的“補貼性消耗”，降低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素質，最終使國民經濟的整體競爭力變得脆弱、缺乏耐力，如果這一問題沒有較好地解決，全球經濟浪潮的衝擊將會使整個國民經濟陷於窘境。時不我待，勞動力市場的反市場態勢是中國經濟困境形成和長期陷於其中不能自拔的重要根源，在融入全球經濟之前，必須努力予以解決。

上面三種反市場態勢交織在一起，又形成複雜的結構執行陷阱，形成中國經濟執行的獨特惡性均衡迴圈陷阱：這種陷阱，最終導致國民經濟在蕭條中長期徘徊。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之時，如果不對中國經濟結構從整體上進行調整，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浪潮的衝擊下將會在泥潭中難以自拔。因此，在國人熱談WTO、盼望經濟全球化、夢想全球經濟帶來經濟利益的時候，別忘了問一聲：面對經濟全球化，作為整體的中國經濟，我們準備好了嗎？

需求約束還是結構遏制？

任何一個經濟的成熟都是一個歷史過程，是一個不斷進行制度、體制、結構性變遷和最佳化的過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斷對體制、機制進行創新；對結構進行調整、升級。

在中國，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體制的羈絆越來越明顯，在體制的‘前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