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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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的情況下，結構的‘後腳’要及時跟上。

通貨緊縮下的消費低迷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難題之一。中國目前正處在‘結構性有效需求不足’時期，經濟現狀是典型的低收入型的相對過剩。不是生產力發達了，也不是經濟真正繁榮了，而是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逐步顯現出來了。中國經濟已經陷入增長乏力的結構性困境，中國經濟要進入以結構調整為主的階段。

中國的許多社會經濟問題主要導源於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當前經濟執行中暴露出來的以需求不足為特徵的矛盾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外在表象。從本質上看，買方市場的形成，不是產品的絕對過剩，而是作為消費主體的農民購買力低，農村城市化滯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落後。

中國存在一個巨大的需求市場，小汽車、房子、彩電等等。我們可以作一個假設，根據人口普查結果，中國約有3。5億戶居民，如果經濟發達，即使平均每戶1。5臺彩電，將有5億臺擁有量，加上公用的使用量，中國彩電的保有量至少應在6億臺以上，如果更新率和增長率加起來按10％的話，每年的需求量至少也應在6000萬臺以上。但是現在全國每年生產4…5千萬臺，市場需求僅有2000多萬臺。中國的家電企業為爭奪這一‘有限’的市場進行一輪又一輪的大戰，被稱為不要牌子、不要利潤、不要性命的競爭，不惜血本，甚至出現了彩電論斤賣的荒唐做法。這只是殘酷競爭中的一例。

內需不旺不是缺少需求，而是結構性短缺，是中國人太窮。中國人的生活質量還很低。即便是城市也是如此，現在許多人都還面臨著生存的威脅。全社會生活消費需求情況如何，不妨看看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情況如何。由於國企和城鎮集體企業自90年代以來出現極為嚴重的困難，職工收入普遍下降，不少職工家庭消費需求的增長也隨之停滯甚至下降。具體表現為：其一，企業因經營困難，被迫大量裁員，職工下崗失業後，收入來源失去保障，不得不壓縮消費。2001年據某省總工會對6500名失業職工的調查，有34％的職工靠節衣縮食和變賣家產度日，有20％的職工靠親友接濟生活，有4％的職工靠借款和揀破爛為生，有3。3％的職工靠救濟金維持，有個別人乞討。其二，企業因經營困難，遲發、欠發、停發在崗職工工資的情況嚴重，職工正常的工資發放都比較困難，更不要說保持工資的正常增長。如果說，中國還有一些人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句話可能招致非議，但這是現實！

早在50年前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開國領袖毛澤東曾經說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點也值得驕傲，那說明我們太渺小。50多年來，中國人民基本擺脫了共同貧困的局面，面對的還只是一張‘共同富裕’的藍圖。事實上，從縱向看，由於長期落後存在增長的巨大空間，中國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橫向看，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五十年來，中國又是有多少時間在真正發展經濟。20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的‘大躍進’，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和國企改革風風雨雨。中國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只是萬里長征又向前邁出了一步，但還未走完不發達階段，如果對此我們仍要驕傲，那說明我們還太渺小。一些‘經濟學家’和政策的制定者總是盯住銀行裡百姓的幾萬億存款，打他們的注意，其實對於絕大多數中國百姓來說，那只是救命的‘稻草’、基本的生命線。

中國的經濟過剩是一種不平衡產業結構上的過剩，發展經濟，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調整產業結構，這是逐步得到認同的事實。‘經濟結構’是林毅夫先生《中國的奇蹟》一書分析和立論的核心。中國社科院劉應秋研究員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主線是‘調整、升級、發展’。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權結構的調整、宏觀政策目標和宏觀調控機制構架的調整是當前中國經濟大調整的三項基本內容。在《什麼在左右中國經濟》一書中我們就分析贊同這一觀點。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不平衡是中國城鄉結構基礎上的不平衡，所以，中國產業結構的真正合理調整，應於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調整同步進行。要加快產業產品結構、投資與消費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城市結構和區域等結構的調整。從當前中國的實際現狀來看，如果能夠順利實現結構性調整，中國的結構效能量釋放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會決不比前20年低。但是解決這一問題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所謂‘欲速則不達’。

從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