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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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在內的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總共高達三萬五千多億人民幣，相當於2000年GDP的40％。雖然財政拮据，但是中央政府在1997年之後還肩負利用財政擴張政策來刺激內需的重任，以維持必要的經濟成長及社會穩定。國務院在1998年發行1000億人民幣政府公債，1999年為1100億人民幣，2000年為1500億人民幣，2001年1500億，除此之外，國務院在1998年還發行2700億人民幣特別公債，支援四大國有銀行貸款給國有企業，並撥180億人民幣支付國有企業改革與洪水災後重建。根據財政部長的報告，中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為1998年的經濟成長增加1。5％，1999年為2。0％，2000年為1。7％。這些公債總共為6480億人民幣，幾乎相當於1998年中央政府總支出的兩倍。這樣鉅額的負債不僅凸顯了中央政府財政上的拮据，同時也透露中國維持高速經濟成長的重要性。但這將為日後的中國財政留下非常嚴重的後遺症。

2。舉債額快速增加面對鉅額開銷的支出，中央政府在開源方面卻面對很大的困難。既然中國財政開銷日益擴大，收入卻無法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便迅速擴大，政府只好舉債度日。在1980年時，中央政府的預算赤字只不過14億人民幣，相當於GDP的0。3％；到1996年時，財政赤字為655億人民幣，相當於GDP的1％；到了2000年，政府赤字竄升到2598億人民幣，相當於GDP的2。9％。中國在2000年的預算赤字接近國際警戒程度，佔GDP的3％。2002財政預算赤字大體也是3％。事實上，官方數字很大程度上低估中國財政問題的嚴重性。首先，世界銀行認為應該採用合併政府赤字作為判斷標準，也就是必須包括政府財政赤字及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銀行）借給金融體系去支付中央政府要求的國營企業的開銷。官方的資料常會誤導，因為政府將舉債所得當作預算收入的一部分。發行的公債應該被視為借貸款項，而非收入。經此調整之後，中國的預算赤字在1998年可能高達4230億人民幣（GDP的5。3％），而不是官方所說的960億人民幣（GDP的1。2％）。中國目前的財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靠舉債支付。根據卡內基基金會的學者裴敏欣，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開銷中，55。2％是舉債所得。拉迪則指出，這個資料在1999年已經是70％。在1979年時，中央政府舉債額度為35億人民幣，或GDP的0。9％，1988年時上升到271億人民幣（GDP的1。8％）。從1994年起，中央政府再也不能從中央銀行借貸來支付預算赤字。因此，中央政府的債務從1994年的739億人民幣（GDP的2。1％），快速增加到1999年的4015億人民幣（GDP的4。9％）。中央政府的債務餘額也從1994年的2578億人民幣（GDP的5。5％）竄升到1999年的9965億人民幣（GDP的12。2％）。

此外，政府在1998年為四大銀行所發行的2700億人民幣公債並沒有計算在政府債務內。拉迪估計，非財政部門發行的政府債券（大部分由國家發展銀行發行）在1998年底的債務餘額高達5322億人民幣（GDP的7％）。如果將這些債務包含在裡面，在1998年底中央政府的總債務將高達一萬六千多億人民幣（GDP的20。5％），幾乎是1993年數字的五倍。世界銀行估計，包括財政債券、政策性的金融債券及其他金融債券在內，中國的公債在1997年為GDP的12。3％，1998年為16。4％，1999年增加到20。7％。以上估計還不包括國有企業的公司債務，及其他政府潛在的債務，例如國有銀行的不良債務，政府或國有企業拖欠或短缺的年金。上述的資料也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債務。例如，拉迪預估，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對金融體系資本結構重組，政府的債務將很快超過GDP的50％。世界銀行估計，潛在的國家年金債務在1994年便高達GDP的50％。根據前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波特利耶的估計，包括官方資料及潛在債務在內的所有政府債務在2000年時早已經超過GDP的100％。更嚴重的是，無效率的稅收系統與依賴龐大債務支付的政府支出，使得中國在公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的能力受到很大的質疑。在1995年時，公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為499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42。5％；到了1998年，公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急劇增加為2353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70％。在1989年時，只有少於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