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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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是邏輯之事。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理順傳導機制是關鍵，而理順傳導機制的關鍵在於推進金融的結構性協調深化。

（3）這種結構性不對稱，導致中央銀行調控的貨幣洩漏。上面的情況還表明，金融的非均衡性導源於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相對國有經濟而言，政府銀行信用始終以低利率和信貸資金供給制剛性支撐。1998年底，全社會存款總額110420。5億元，四大國有銀行存款餘額為60368。06億元，佔總額的56。67％，1998年全社會貸款總額為86524。1億元，四大國有銀行為61422億元，佔總額的71％，這與非國有經濟產出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不斷擴大而日益提高的融資要求極不適應。2000年以來，非政府銀行信用無論從機構設定、工具更新、渠道增加等等方面的崛起，可以說，都是為解決這一矛盾而產生的。

兩種信用形成兩股資金環流。政府銀行信用的資金執行規則，是以低的官方利率為國有經濟（企業）用信貸規模供給資金，屬於傳統的“權力規則”；非政府銀行信用的資金執行規則，則是以高於官方利率的“市場利率”為非國有經濟（在相當大程度上）用市場交易原則借貸資金，屬於一定意義上的市場規則。兩股資金環流分別以不同的利率和規則執行。據估算，“八五”期間兩種利差在50——100％之間波動。值得強調的是，官方利率和“市場利率”並行，使得官方利率主導下的資金環流日益透過各種“創新”渠道，繞過各種限制而洩漏到高息“市場利率”誘導下的資金環流中，尤其是在近兩年中央銀行一再調低利率，政府銀行存款增幅較高，更進一步造成這種資金變流，從而導致中央銀行調控貨幣的洩漏。

顯然，這種洩漏現象導致貨幣政策傳導變流，從而導致貨幣政策的效率損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中央銀行放鬆貸款限制時，政府銀行信貸資金滲漏到尋租和投機的社會遊資中，往往造成政府信貸資金增加，企業資金依然緊張，而社會遊資又到處衝擊，擾亂正常的金融秩序；其二，中央銀行緊縮信貸時，一是可能“市場利率”不變滲漏反流填補國有銀行由於緊縮造成的資金缺口，從而對央行緊縮政策效應產生衝擊；二是可能“市場利率”隨著高漲，滲漏現象依然不變，企業則形成“一緊就死”的現象。然而，也應該承認，滲漏到政府信貸計劃“照顧”不到的非政府信用領域，一些非國有經濟企業流動資金短期需求得到了支援，對於增加整個社會有效供給，緩解通脹壓力，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必須對於非政府銀行信用這種“非規範性”擴張作出分類治理，同時也必須為非國有經濟發展開闢正常的融資渠道。

上面的分析表明，政府對金融的需求導致金融發展的二元結構狀態，這種二元結構狀態與經濟結構形成複雜的不對稱關係，在中國的表現主要是國有金融與非國有金融的二元結構和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的二元結構的複雜的不對稱關係，這種結構性的不對稱，直接導致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低效或失效，從而，使經濟的貨幣層面與實質層面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總之，中國的金融運作機制，導致金融對經濟的“支撐效用”形成了典型意義上的“老牛拉破車”狀態。改革的迫切性就在於，必須把這種“支撐效用”轉變為“發展效用”，解開政府信貸資金在國有經濟中高投入低產出甚至是無效產出的癥結，改變金融的二元結構運作格局，推進金融深化。

最嚴格的控制和最大的漏洞

經濟出現‘拐點’，形勢總是一片大好，今後幾年中國會不會發生經濟危機？只要沒有爆發危機，人們在主觀上對於危機的潛在因素就往往採取“鴕鳥態度”，預言危機會被譏諷為聳人聽聞；一旦危機爆發，就意味著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控制，這時候每一個經濟人的“理性選擇”就作鳥獸散。病在肌膚諱疾忌醫，病入膏肓又無法醫治，這是人類的通病。

儘管我們對未來的中國充滿信心，但是，當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國社會內部的諸多危機因素總是被表面的繁榮所掩蓋；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缺乏自主精神和艱難中生活著；社會的各種矛盾總是在被動的調整策略下得到緩解；我們就對當前的經濟走勢深感憂慮。有關人士認為：中國在未來5…10年內有發生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可能性，而且也存在誘發危機的條件和導火索。我們認為在3…5年內，就有這種可能性。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為什麼？危機會怎麼表現？想就此談一些看法。

1。巨大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