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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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填補？

在第二章，我們曾經討論過。只要是赤字，無論其是顯性或是隱性的，都要設法進行彌補，否則改革難以為繼。20多年改革的程序，無論是改革的必要成本還是國有企業、政府、財政和國有銀行構成“四位一體”執行機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這種情況下，之所以沒有發生改革中斷，關鍵在於內在的維持機制。

在計劃體制下，國有企業資不抵債，有其內在的邏輯。彌補虧損的任務自然就落在財政頭上。但分權讓利式的改革，已使傳統國民收入流程由‘集財於國’轉為‘分財於民’，中央財政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減少，但財政支出並未按相同比例縮減，導致財政收支嚴重失衡，政府無力承擔國企的鉅額虧損的補貼，於是，這一負擔便自然地轉嫁到受國家嚴格管制的國有銀行部門。這樣，‘四位一體’機制存活的制度基礎未被打破，由國企虧損導致的財政赤字便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隱性化。

中國的金融運做是‘雙低一高’的國家，即高儲蓄和低消費率和低投資率並存。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銀行在中央政府寬鬆的宏觀條件下，發行了一定的貨幣，取得了巨大收益。這種巨大的收益，無論對中央財政，還是對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國有經濟，都是一種及時而有力的補貼，減輕了改革阻力，尤其是維持並增強了政府這個改革推動者的績效。

僅靠貨幣發行收益，對國家這樣系統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補貼顯然是不夠的，尤其是對國有部門潛在赤字的顯性化抑制，還要求助於中國特殊的國家信用壟斷機制。

中國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壟斷信用於國家銀行為典型特徵，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壟斷了70％以上的國民儲蓄。國家銀行透過低貸款利率而將80％的資金投向國有企業，以維持眾多低效國有企業的繼續運轉，使國企部門發生的行業性潛在赤字不致顯性化，但卻使潛在赤字由企業向國有銀行轉移。中國資本市場發育遲緩，尤其是證券市場發展遲緩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國民投資渠道的選擇，從而導致國有銀行儲蓄存款的持續高速增長，使四大國有銀行可以用新增儲蓄存款暫時彌補已生的資產損失，不致使其顯性化。

時至今日，中國的貨幣化水平已達‘臨界’點，國有經濟經營狀況日趨惡化，急需更多的資金注入，而以貨幣超量投放支援經濟增長，彌補國有經濟虧損已難以為繼，潛在的信用危機加劇。目前整個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已相當高。

對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目前已透過組建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13939億元，其中包括三部分，一是債轉股4000億元左右（這一塊並非不良資產），二是呆滯貸款8000多億元，三是呆賬貸款1700多億元。銀行的不良貸款，遠不止這些，2001年3月份，中國人民銀行的掌門人戴相龍承認，包括轉移到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在內的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總共高達3。5萬億人民幣，相當於2000年GDP的40％，幾乎相當於國民儲蓄的50％。儘管中央銀行一再報道，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率已經大大下降，最好是不要自己欺人，這樣不利於當權者的正確決策。這些不良資產，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付出的高昂成本。發達國家產業轉型和結構調整中，也遇到過類似情況，英國70年代的房屋抵押貸款協會危機，美國80年代的儲貸機構危機，日本90年代開始的金融機構危機，都是因為大量不良資產導致區域性危機甚至金融危機的例子。各國經驗表明，不良資產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一是經濟增長持續低醚，二是不良資產處置不當。目前中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總量較大，佔金融資產的比例也比較高，且經濟增長持續低迷，這才是比較危險的。

革命性毀滅與新生——資本市場的危機

1。中國需要資本市場在計劃經濟時期，支撐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是國有經濟，而彌補虧損的則是財政。在改革程序中，政府支援改革的主要依託是金融。有兩個方面：一是在貨幣化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透過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獲取‘貨幣化收益’；二是透過中央政府對國有銀行、國有銀行對國民信用的穩固控制實現‘取財於民、聚財於國’，獲取‘壟斷剩餘’。市場化的進

程和放權讓利式制度變遷性的改革，使金融體系複雜化、多層化和多元化，傳統國有金融體制對整個局勢已成為末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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