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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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收入同總資產之比，如果比值過低，就意味著營業收入沒有達到總資產應有的業績水平，企業就會出現支付困難。單位資產銷售收入低說明這樣一個問題：企業困難的根本原因不是高負債本身而是存在非運營資產。這些非運營資產，可能是重複建設造成的過剩生產能力，也可能是工藝技術落後、產品結構不合理造成的閒置裝置，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沉澱資產和過多的非生產性資產等等。如果不能剔除或改良非運營性資產，則不能從根本上使企業擺脫困境的。同樣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如果眾多的企業效率低下，或者說有大量的非效率資產，這將使政府債務問題更進一步惡化。

長期而言，中國的財政狀況受到下列四項因素的很大威脅：銀行體系的潛在債務（不良貸款及資本結構重組）、國有企業改革的負擔、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均衡的財政關係、以及龐大的債務負擔。此刻，中央政府明顯地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支付必須的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與環境保護。如果無法有效解決，這將導致經濟成長停滯、高通貨膨脹與社會不穩定的惡性迴圈，進而影響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如果無法有效解決嚴重的財政危機，中國隨時有可能爆發嚴重的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上的危機。

3。警惕財政危機傳染效應4。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的所有政府債務積累已經達到GDP的100％。儘管債務的償付不會同時發生，儘管債務的償付還有其他形式。但是，由於各類隱性債務的規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類債務交織在一起，同時對國家財政產生支付壓力，則可能會在短期內迅速提高實際債務負擔率，引發財政危機。而財政危機的爆發，則可能迅速傳染到經濟體系的其他領域。

（1）財政危機對於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傳染。金融學家麥金農指出，沒有一個高效率的、有力的財政，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市場化就不可能持續順利地推進。這一論斷觸及了財政危機對於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傳染效應。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貨幣化程序所產生的鑄幣收益等還能夠支援相對虛弱的財政下的金融市場化的話，那麼在中國的貨幣化程序基本完成之時，虛弱的財政對於金融市場改革的推進的制約就更為顯著了。這一點在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

（2）財政危機向養老保險制度的傳染。基於中國特定的就業結構和國有企業的主導性地位，國有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事實上成為財政的隱性負債。但是虛弱的財政不能給予養老保險以有力的支援，即使我們不考慮由此可能導致的社會的不穩定而僅僅從養老保險制度的持續穩健執行來看，虛弱的財政也已經成為養老保險制度健康維持下去的硬性制約。

合理的推論是，在缺乏財政有力支援的情況下，中國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若照此狀況發展下去，將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要解決這一嚴重的問題，一定要從財稅等方面入手，透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開闢新稅收來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數額龐大的隱性債務。根據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和美國安泰保險公司，對國內養老保險隱性債務進行的精算結果顯示，若按目前企業和個人的繳費率、退休年齡、投資回報率計算，在未來30年，中國將負擔近7。6萬億元人民幣的隱性債務。

為了維持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持續運轉，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辦法，如：採用多種途徑籌資，彌補隱性債務。在採用其他方式都沒有見到明顯效果的時候，國有股的減持成為補充養老和社會保障基金的一個重要政策動機，財政危機向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險體系傳染的同時，沒有恰當的把握國有股減持計劃，而且又將這一危機轉移到本來已經十分脆弱的中國股市。

（3）“亂收費”是財政風險的重要病灶。因為許多領域的財政開支，正常的財政支出不能滿足，於是各種形式的預算外收費紛紛出籠，進而導致財政分配秩序的不協調及預算外、制度外財力的急劇膨脹。預算外和制度外財力的存在，儘管可以發揮某些特定的作用，可以彌補預算內財力的某些不足，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挖”預算內為代價的。它們所形成的“亂收費”現象，不僅嚴重破壞正常的財政分配秩序，而且極大地危害了經濟發展和敗壞了社會風氣，因而是中國財政內部的“心腹之患”，是中國財政風險的一個重要病灶。

當然，財政危機的傳染渠道遠遠不僅僅在於以上幾個有限的領域，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侷限在金融和財政的體系之內。至於財政危機對社會穩定、教育發展等的負面衝擊，其影響無疑是相當嚴重的。

在西方，企業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