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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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是企業危機，金融危機是金融危機，財政危機是財政危機；但在中國，企業財務危機，財政危機以及銀行的金融危機具有很強的相互傳染效應，是一種政府、銀行和企業預算約束極端軟化的危機，任何環節出了問題，都會很快傳染到其他環節，引發整個體系的崩潰。

‘過多的憂慮’與‘杞人憂天’

中國是一個具有深厚東方文化底蘊的國家，即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也表現的非常複雜，往往與政治、民族、不平衡等問題交織在一起，特別是在‘初級階段’、‘轉型時期’尤其如此。

人類社會中反映出來的各種矛盾，從根本上講是各種利益的衝突。矛盾無論是量的積累還是質的積累，到一定程度首先引發利益衝突，進而轉化為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的最大危害不是直接造成了多大的經濟損失，而是反過來又激化各方面的矛盾，從而引起全面的社會危機。矛盾要在發展過程中，也只能在發展中得以解決。

回顧近些年來中國走過的路程，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積累了許多

矛盾，而解決這些矛盾，國家採用了發展經濟的辦法。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又產生了許多新問題，積累了很多矛盾。要解決日益增長的財政支付問題，必須要對國企進行改革，提高企業的活力；而國企轉型中要替政府的改革承擔巨大代價，企業運轉中的大量虧損，也要尋求出路，否則改革難以為繼。彌補虧損，一是靠增發貨幣收益，二是用銀行的貸款隱性化；大量的銀行不良貸款顯化，使得銀行進一步‘惜貸’。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困境是：國企的狀況沒有顯著好轉，財政大幅增長壓力較大；經濟形勢嚴峻，居民收入增長緩慢，通貨緊縮十分明顯；拉動內需，社會投資缺乏動力；過多的發行債券，擔心財政承受不了；大量發行貨幣，又怕引起新的通貨膨脹；採取有政治的策略緩解危機不能太多太久也無更多的餘地。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是慘重的代價，國企的坍塌；巨大的財政赤字；金融體系的半癱瘓；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社會腐敗；自然環境的急劇惡化，等等。中國經濟的奇蹟實際是靠持續的高增長支撐，而這種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高增長，因此所創造的繁榮掩蓋了許多深層問題，增長一旦回落，一切問題就會‘水落石出’，各種矛盾就會激化，直接威脅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政治問題用發展經濟來化解，工業問題用解決農業問題來化解，宗教問題用政治來解決，國內問題藉助全球化的力量來解決。國際的資本，國外的先進技術，國外的管理經驗一旦強力融入中國，必然會有效的化解諸多矛盾和危機。藉助全球化的力量，順應了社會進步的必然規律，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加入WTO的作用將會越來越明顯。但是這裡要避免一種誤區，那就是：一旦中國加入了WTO，市場經濟就會變的公平，權力對市場的橫加干涉就會逐漸消失，一切就會好起來。對此，我們既不要太天真，也不能太頑固。

當前，擴張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的勢頭，但經濟增長對它的依賴性並未減弱，經濟自身的增長機制依然乏力，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出現了長期化的危險傾向。國內外的歷史教訓表明，一旦把擴張性政策長期化，後患無窮。防患於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財政和金融危機，二要預防陷入“滯脹”泥潭的可能。

中國國內積累了許多問題，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召開，高層面臨人事的更替，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又需要付出成本。無論從哪方面說，國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數量調整的極限，全面系統的制度創新的結構性重組已是必然的選擇。而進行這一創新和重組的成本，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國有經濟，均無力予以支援，必須尋求其他支援，否則，改革成果將會毀於一旦。國內的問題一方面要在國內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另一方面需要藉助全球化的力量來解決。

投資拉動還是需求拉動

‘九五’時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長8。3％，在整個發展中國家中是比較高的增長，物價年均上漲1。8％，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這是一個奇蹟，也是一個‘謎’。揭開這個謎，對於當前中國經濟走出困境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1。官方意義的解析中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和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變革的階段。既要調整結構、又要保持發展；既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又要保持社會穩定。與發達國家相比，要協調好經濟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