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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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變化。簡單說，出國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出國求學求知，以便回到中國社會，參與國際競爭的一個重要手段，而不再是尋找“生活天堂”的通道。加入WTO之後，中國與世界的競爭，說到底就是懂得國際規則的國際化人才之間的競爭。

但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從來都沒有鋪滿鮮花，而是荊棘叢生，充滿了個人生活的失落與錯位。一方面，青年為了個人和國家的未來，需要出國求知；另一方面，出國卻給出國者帶來重大的挑戰甚至是危機：為了未來，往往要否決現在；為了未知的成功，往往必須放棄已有的成就。當我看到無數終於獲得成功的幸運兒乘著國際航班飛向藍天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他們前面坎坷的泥濘小道。這就是新東方學員們身上所聚焦的當代青年奮鬥的無奈與悖論。

為出國付出慘重代價的朋友們，他們人生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的陷阱，或者影響他們人生幸福的最大陷阱之一是什麼呢？在我看來，就是每個人都無法避免的中西方文化衝突。不徹底“融入”西方文化，你就不能在當地生存發展，即使回國，你也不能算是“學成”歸國——留學生最重要的使命，並不是技術，而是對於另外一種文明的把握和傳播。

於是你學習。但好不容易適應了西方社會的文化與價值，一旦在中國機會的召喚下回國，卻又要碰到反過來的文化不適應症，即人們常說的“反向文化衝突”。一個人如果不適應自己從小生長的文化，成為所謂的“假洋鬼子”，不是悲劇是什麼？

於是你不回國。但對於那些留在國外工作定居的朋友來說，他們最大的悲哀在於，經過非凡的努力，適應了西方文化、融入了西方社會，甚至把自己徹底西方化之後，一個永遠無法融合的問題：種族認同的困惑將陪伴他們一生。種族差異，是文化認同之核心、文明衝突之母，是幾乎無法協調、融合的初始價值。

讓我舉兩個經典例子來證明我對於種族融合的悲觀主義：加拿大總督伍冰枝女士，是五十年代從香港來到加拿大的第一代移民。儘管她本人並不把自己當作中國人看，比如她的姓名是：Adrian　Clarckson，用的是她的前夫的姓，但她成為總督之後，華人媒體還是把她歡呼為華人從政的光輝代表——在這個例子裡，華人社群把一個與自己血緣相關、但文化並不相同的人，當作了自己人。伍總督的尷尬是永恆的。（由於伍冰枝一直不與華人社群進行溝通認同，華人社群在發現自己對伍冰枝肉麻不成趣之後，又對她採取了一種冷淡和排斥的態度——徐小平加註於2005年。）

另外一個例子是關於美國國會唯一的一個華人議員David　Wu。他在2001年5月應邀去美國能源部演講，到了門口被警衛大公無私地擋駕在門口，反覆詢問他是否是美國公民，他拿出議員證來也沒有用，使得這位華人在美從政驕傲的象徵人物備感失落……在這個案例裡面，作為徹底美國化並且攀上國會議員如此高位的David　Wu，遇到的是非華人族群，或者可以說是主流社群的“另眼”看待。吳議員的苦惱是深遠的。

伍冰枝或者David　Wu，他們已經是在西方社會登峰造極的華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這兩個故事，最經典地印證了我想表達的一個主題：在海外生活的華人，也許能夠獲得物質和事業的一切，但有一種東西卻註定有所欠缺：基於民族和種族特點的中華文化環境。失去這個環境的華人，無論你如何成功，不管你多麼富有，其生活總會令人感到某種巨大的缺憾。

為了生存與發展，華人不得不離家背井到海外尋求出路。但是，人口浩渺的中華民族、幅員廣大的中華故土、影響巨大的中國文明，使得華人出國有了一個非常不同於其他移民族群的特點：這就是全球範圍內炎黃子孫在種族和文化基礎之上的一致認同性。這種認同性，當大家在國內時，體現出的是一種和諧而充實的生存狀態（比如全國一致歡呼申奧成功，狂歡世界盃出線）；當人們到國外時，則表現出一種精神的互相依託和支援。

海外華人，無論什麼身份，什麼狀態，他們永遠的精神依託，就是中華文化的自覺、亞洲祖國的意識。不同的人對這種認同心理的評價和看法是不一樣的，有人讚美它，有人厭惡它。但無論如何，它將永遠駐紮在海外華人的靈魂深處。

四

那麼，唐詩還要不要背呢？

徐超出生在加拿大，加拿###律自動認定他是加拿大公民。他從小到至今都是在加拿大上學。但麻煩的是，爸爸我卻要用漢字和唐詩來折磨他。更有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