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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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每週工作40小時，而我們警察每人每天平均工作時間卻為10—12小時，一週就是70小時以上，幾乎是勞動法規定的二倍。長此以往，民警們被弄得疲憊不堪，精神和身體的雙重壓力過大，導致各種精神和生理的疾病不斷髮生。然而，即便這樣，根據有關規定，病休民警只能發放工資額的80％，一些家庭生活困難的民警為了能保證全額開支，即使有了病也堅持帶病工作。據統計，我們全域性民警545人中，經醫院診斷患有各種疾病的337人，佔60％以上。而且，患病人群呈現出了三多狀態，即：基層領導多、業務骨幹多、一線民警多。從疾病種類上看，多為心腦血管類、肝類、胃腸類、膽脾類、糖尿病等。高發年齡段在40歲左右。1998年以來，全域性因公死亡的民警佔死亡總數的31％，病故的佔69％，其中年齡最大的59週歲，年齡最小的僅22週歲，死亡的平均年齡為45週歲。

三是隊伍建設的成果與消極因素同時並存。近年來，雖然透過健全機制、完善制度、加強執法、強化監督，使公安隊伍建設逐漸往好的方向發展，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執法服務中的違法違紀問題依舊時有發生，主要表現在黨員幹部違法違紀問題居高不下；以權力商品化為特徵的涉財違法違紀問題嚴重；執法腐敗問題仍然突出。民警在行政執法活動中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徇私舞弊、刑訊逼供等職務違法違紀案件，嚴重敗壞了公安機關的執法形象，損害了公安機關的聲譽。尤其民警參與黃賭毒案件，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這類案件由於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作案手段的狡猾性，以及問題暴露後的反調查性，工作起來難度很大。之所以存在上述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體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一是政治素質低下。公安隊伍成分複雜，拿我們榆林市來說，90年代以前進入公安隊伍的，除了警校畢業生和軍轉幹部外，其餘的一部分是幹部子女由工人崗位或辦理聘幹手續調入的，一部分是內部子女照顧的，還有一部分人是透過各種關係強行調入的，所以人員成分複雜，素質難以保證。另外，近年來受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和西方價值觀念的影響，一些人的人生觀、世界觀發生了變化，片面追求金錢和享樂，難以抵禦社會醜惡現象的侵蝕，最終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二是一些民警經濟負擔沉重，既要供養子女上學，又要贍養老人，致使原本不高的工資用起來捉襟見肘。再加上經濟轉型期出現的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難免會導致一部分民警心理失衡，滋長了金錢至上、唯利是圖的錯誤思想。三是工作壓力過大。從職業上來講，公安工作確實危險性過大，所謂“時時在流血，天天有犧牲”，加之一些基層單位盲目地增加工作指標，使從優待警的政策和規定難以兌現。因而，少數民警為了個人得失，不惜鋌而走險。四是領導管理不嚴。在一些單位中，個別領導怕影響單位榮譽和個人政績，部署出了問題偏袒護短、欺上瞞下。甚至某些領導由於自身不正、律己不嚴，對隊伍的問題不能正視，不敢叫真，一味地姑息縱容，無形中助長了歪風邪氣。

但是，“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無論違法違紀的問題治理起來難度有多大，也要對此堅決予以打擊，以維護公安機關的良好形象，為經濟社會的協調有序發展，保駕護航。

二、解決問題的一些對策一是警力下沉、緩解基層壓力。當前公安機關內部依然沿用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公安管理和執行體制，體制的弊端在新的社會形勢下越來越突出。主要體現在公安內部警種設定過多，機構重疊，業務交叉，分工過細，呈“倒金字塔”結構。機關警力過剩、人浮於事、推諉扯皮，工作效率低下。一線警力緊張，民警常年超負荷運轉，得不到有效休整，目標設定欠科學，檢查過多過濫；機關與基層之間、警種與警種之間，忙閒不均、待遇不一，以及權、責、利不一，不能建立健全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機制，好民警未能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所以，應該重新對機構進行設定，對公安隊伍結構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精簡機關，充實基層，確保警力下沉。

二是將以打擊為主變為以預防為主。以前我們在公安工作中一直是重打擊輕預防，事實證明這是一種被動的工作方式。不能否認我們的110快速反應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快速打擊犯罪的作用。但是，在具體的工作中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110巡警大隊往往接警後能第一時間抵達案發現場，但卻按照一般程式將案件隨後轉往各發案轄區的派出所，不能直接對案件進行處置偵結，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