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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類作品一樣,這部長篇小說在這一點上所顯示出來的深刻性,也是前一類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著眼於從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們對於日本侵略者和漢奸醜類的反抗情緒,表現他們的真摯的愛國熱忱和高尚的民族氣節。錢默吟的形象,突出地體現了這一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這個一向對國事袖手旁觀的下層知識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盪著愛國的熱情。他的兒子仲石告別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無比驕傲。他說:“我只會在文字中尋詩,我的兒子——一個開汽車的——可是會在國破家亡的時候用鮮血去作詩!我丟了一個兒子,而國家會得到一個英雄!什麼時候日本人問到我的頭上來:那個殺我們的是你的兒子?我就胸口湊近他們的槍刺,說:一點也不錯。”傳說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車日本兵,鄰居好友勸他暫時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對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慮那個!我手無縛雞之力,不能去殺敵雪恥,我只能臨危不苟,兒子怎死,我怎麼陪著。我想日本人會打聽出他是我的兒子,我也就不能否認他是我的兒子!”他的無畏與坦蕩,是高尚的節操,也體現了對侵略者的憤怒與仇恨。在監牢裡,面對敵人的拷打、折磨,他毫無懼色。出獄之後,他脫去長衫,戒了酒與茶,離家走上街頭,以流浪生活作掩護,單槍匹馬地和敵人進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鬥爭。他利用一切機會動員年輕力壯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線;他在學校門口一邊賣糖,一邊對學生講抗日道理;他在日偽當局所搞的國畫展覽會上,對畫家進行抗日宣傳;他把傳單塞進居民的街門裡,號召人們反抗日本人強加給居民的獻鐵運動;他為被日本侵略者殺害的無辜老百姓收屍,等等。他的所作所為,並非驚天動地的壯舉,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乾點比不幹強”,他“抱定幹一點是一點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動搖敵人統治的事情。他明白,單槍匹馬的獨自幹,“幾乎近於愚蠢”,是難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過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務網的嚴密”,他又只好如此。他決心以實際行動“作個和國事緊緊拴在一處的新人,以贖以前袖手旁觀國事的罪過”。他說:“儘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還有一個精采而又生動的比喻:將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為鱔魚,將自己比做泥鰍。一大盆靜而不動的鱔魚裡面有了一個好動的泥鰍,“鱔魚們也就隨著動,於是不至於大家靜靜的壓在一處,把自己壓死”。他的勇敢的獻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動力,象一團火,烘暖著生活,也烘暖著讀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們看到了北平人民自發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的真實圖景;看到了中國的舊知識分子面對國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從封建社會因襲下來的精神負擔,奮起走上反抗道路的歷程;看到了人民在愛國熱情的感召下所煥發出來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自發反抗既是不容忽視,又是必須改造的一種政治力量,看到了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錢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這些內容,顯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在表現人民的反抗情緒方面所獨有的感染力、認識價值與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迴避寫人民的落後、愚弱、麻木與被動,又能將這種“國民性”的揭露同對人民的覺醒過程的描繪溶融一氣,顯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說創作,從一開始就貫穿著對落後的“國民性”思索這一內容,《二馬》、《貓城記》等,都從不同側面接觸到“國民性”問題,作家痛心於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較多地表現了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所形成的民族弱點。《四世同堂》同樣有這個內容。我們看到,做了亡國奴的北平市民,過著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們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漢奸的擺佈。他們明知良民證是“亡國的烙印”,卻伸手去接;明知“獻鐵”是為敵人造槍炮而用,卻又設法如數上繳,明知北海的化裝滑冰比賽是為侵略者裝扮“昇平的景象”,卻又蜂擁著前去觀看;為領幾斤難以下嚥的“共和麵”,他們支撐著虛弱的身體,在太陽的爆曬下站半天,“可是,誰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於這些描寫,它揭示了“國民性”的弱點,但同時也寫了人民的覺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憤,同時也有熱烈的召喚,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說中除了重點寫了錢默吟的反抗之外,還寫了大學生祁瑞全、棚匠劉師傅的出走,寫了高弟與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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