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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回北京。大夥聽了這個訊息很是替他高興,同時也不覺得奇怪,理所當然似的。像袁光這樣級別的高幹也在勞改農場改造總給人以處理不當的感覺。共產黨掛在口頭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實際掌握的卻是“大人物從寬小人物從嚴”。從肅反說起,“歷史反革命”中的國民黨高階將領被槍斃的甚少,有的抓起來關關就放了,還有的一“統戰”又做了大官,而對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當一部分被“突突”,剩餘的被判以重刑。這不是要評說什麼,只是講出一個基本事實。至於反右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現行反革命”性質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話叫“一個不殺”(這句話從有些人嘴裡說出來好像給了很大恩典似的),這總算給右派們留了一條活路。而在處理上職位高的仍然是大受優待,基本上是不抓不關,任務只是好好學習,而那些如我輩等就一鞭子趕到改造場所改造了。同樣也不是對此加以評論,要說的只是袁光這位大學書記,不知怎麼成了通常中的一個例外。
我說過一直對袁光有一種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機會對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這樣的機會也不容易。聽說他要走,我就想無論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談一次。
同樣是在一根繩,我見袁光一個人趴在石牆上休息,便走過去,就開始了以下的對話:
袁書記聽說你要離開我樂嶺了?
佟隊長告訴我了。
能回K大嗎?
不可能。
你不想回K大嗎?
不是想不想的問題呀。
袁書記,我一直想向你道歉的,可……
為什麼要向我道歉呢?
你不會忘記,我向你提了一個蠢問題,你鼓了掌……
不怪你,要說蠢,我鼓掌不是同樣蠢麼?
事出有因的,首先我不該向你提問題。
事情不像你想的這麼簡單哩。
那還有什麼?
不好說。
……
已經過去的事,別提了。也沒必要提。
聽袁光這麼說,我只有不提了。至於他說的“不好說”其真實情況是後來“二進宮”到豐城監獄後李德志告訴了我。
胡公公、二姑娘——
將這兩個名字寫在一起會給人一種狎暱的聯想。事實上卻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聯絡在一起是因為歸隊後在“馬廄”裡我同時看見了他們兩個(他倆由不同的勞改單位同時轉來)。自從在草廟子衚衕看守所分別,這是頭一次見,從這一點也可看出,中國勞改單位之龐雜,熟人相逢並不是樁容易事。即使這次重逢,如果不是緣於當局的總體“戰略部署”也是難以實現的。見面後我十分地驚訝,驚訝不是他們的面目有了改變,而是同他倆打招呼時旁邊有人向我詢問:周大學你認識胡公公和二姑娘麼?草木春發秋枯鳥蟲毛損殼脫,而落在一個犯人身上的外號,竟然像落在身上的烙印一樣,輾轉相隨,終其一生。實讓人匪夷所思。我向胡公公、二姑娘打聽“二分之一”的下落。胡公公說“二分之一”被判刑後的第一站是清河農場,那時他也在。大約半年後他病死了,得的是傷寒。
火盆地——
火盆地是農場最邊緣的一塊農田,開春播的玉米,苗出齊了,全大隊出動間苗。
農場的犯人成天干的就是農活,耕地、下種、間苗、鋤地都一樣,有什麼可說可道的?只因這天出了一件意外事。
一來天暖和,二來地塊離場部較遠,隊部決定中午送飯到地裡吃。天還沒晌,大夥一齊犯了“歪脖子病”。一邊幹活一邊頻頻往場部方向張望,看送飯的是否已走在路上。傻朱見大夥不一心幹活,十分氣憤,不住地罵人,還順腳踢翻了幾個。就這樣還是不行,仍有人忍不住誘惑繼續“犯病”。這當兒,佟隊長從南山上打獵回來,揹著獵槍牽著狗,正站在一個叫李宗倫的犯人身後。李宗倫沒看見,讓身旁的一個犯人猜晌午是吃黃團長還是紅四方面軍,前者指黃顏色的玉米麵窩頭,後者指用高粱雜和麵兒蒸的紅色且被切成四四方方形狀的發糕,所以叫了紅四方面軍。平時管教連犯人放個屁都知道,這一頗為流傳的叫法自然不會不知道。他們並不理會。但今天情況不同,管教都在火頭上,聽見這話佟隊長立刻向李宗倫喝道你他媽說什麼來著,再重複一遍!李宗倫立刻明白佟隊長要叫他當替罪羊,連忙站起身,筆直地站在佟隊長面前,一聲不敢吭。佟隊長還要李宗倫重複,李宗倫只得照辦,怯懦地說我說晌午是吃黃團長還是紅四方面軍。佟隊長吼道你他媽的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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