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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知青典型之一。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報》發表《二月裡的反革命噪音》的文章,揭露張鐵生於當年2月在山西省煽動“層層揪”所謂“黨內走資派”的言行,拉開了揭批的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報》又刊載《一個反革命的政治騙局——“四人幫”炮製〈答卷〉作者這個假典型的調查》。調查揭露了“四人幫”製造這個“反潮流典型”的經過及用心。此後,各地報刊紛紛撰文批判這一事件對教育工作和對青少年思想造成的危害。

但張鐵生的主要問題還在於他與“四人幫”的政治關係上。1977年9月###中央37號檔案將王、張、江、姚專案組編輯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下發全國。其中公佈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張鐵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遼寧省委關於張鐵生的審查情況報告。報告稱:審查證明,張鐵生是“四人幫”及其在遼寧的死黨和親信毛遠新等人一手炮製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個反革命打手。報告在列舉他“瘋狂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事實(惡毒攻擊毛主席;反對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惡毒攻擊周總理、華國鋒同志、葉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負責同志;對黨的老幹部懷有刻骨仇恨;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四人幫”被粉碎後策劃上山打游擊,搞反革命武裝暴動)後得出結論說:“大量的確鑿的事實證明,張鐵生是一個死心塌地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報告最後舉出張鐵生生父的歷史問題,以證明他###成現行反革命,是有深刻階級根源的。

1975年12月張鐵生在法庫縣作報告時曾慷慨自誓:“不怕當少正卯”。又說:“現在我在政治舞臺上講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歷史審判臺上批判,這是我早就考慮到了的。”此話或出於一時心血來潮,最終卻完全應驗了。1983年3月,錦州市中級法院組成合議庭公開審判張鐵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張鐵生沒有委託律師辯護,拒絕法院為他指定辯護人。他在辯論發言時稱自己只是一個不明真相的“小將”,在複雜的路線鬥爭中,犯了該寬容和諒解的“錯誤”。他還自我辯解說:“我那時頭腦簡單得像個牛犢子,只會鸚鵡學舌。別說野心,連私心我都嚴格控制著。我的目的正好與‘四人幫’相反。反革命的帽子怎該扣到傻小子頭上呢?”法院的判決書則確認,被告人積極追隨江青反革命集團,以推翻人民###專政的政權為目的,猖狂地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策動武裝###,妄圖把遼寧變成江青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的基地,被捕後拒不認罪,繼續堅持反動立場,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府罪,並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張鐵生不服判決,以沒有反革命目的,構不成反革命犯罪為理由,上訴遼寧省高階法院。終被駁回,維持原判有關審判張鐵生一案的資料見《遼寧日報》1983年3月26日;《歷史的審判》(續集),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371頁。。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典型人物的歸宿(2)

1977年5月,張鐵生的“知青戰友”吳獻忠、劉繼業同時被捕。5月18日《遼寧日報》訊:錦州市和鐵嶺地區分別召開批鬥、逮捕新生反革命分子吳獻忠、劉繼業大會。兩地各有170萬群眾收聽了大會的實況廣播。那個一向以“徹底決裂舊傳統觀念”相標榜,敢於向老將挑戰的著名典型柴春澤也在1978年4月鋃鐺入獄。9月13日《遼寧日報》發表署名共青團遼寧省委大批判組的文章《毒汁四濺的反革命黑信——批判柴春澤利用書信大造反革命輿論的罪行》。柴春澤同樣被冠以“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帽子。

與此同時,曾為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器重的上海知青典型朱克家成為雲南省揭批“四人幫”運動中的重點物件。1977年3月1日,雲南省級黨群系統召開批判“四人幫”反黨集團大會,集中揭批他“大搞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當日《雲南日報》的報道,曾用“心驚肉跳,狼狽不堪”八個字刻畫他在接受批鬥時的神態。以後,他被當作江青集團在雲南的親信和代理人受到關押審查。

如上所述,在1977年至1978年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這些知青典型均被當作“四人幫”的親信和爪牙,按敵我矛盾作了處理。但在以後年代裡,他們的經歷和處境卻由於種種原因而各不相同:吳獻忠入獄有年,因牢房條件太差,幾乎癱瘓。出獄後分配到錦州市農業研究所工作,與一位比自己年輕的農村青年結了婚。相比之下,朱克家則較為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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