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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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他的弟子王艮所創的泰州學派，更是提倡‘百姓日用即道’，為商人治生經商的正當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保障，使經商不再是末業和賤業，而是道之所存，光明正大的，商人的社會地位因此有了儒家倫理的充分肯定。

所以無論從解放思想，還是鼓勵工商來看，陽明心學，尤其是主張‘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泰州學派，都極具弘揚價值。高舉陽明心學這面大旗，是沈默很久之前便定下的方針，所以他才會修陽明公祠，才會孜孜不倦的鑽研心學各流派的著述。

但為何心學有這麼多的進步之處，卻沒有挽救大明走向滅亡呢？因為心學發展下去，後學者們一味否定程朱理學，繼而連帶孔孟儒學也一併摒棄，放棄了儒家本身提倡的‘經世致用’和‘嚴謹治學’的優良傳統，不讀書，不探討實際學問，只知談心性、參話頭，形成了終日清談的空疏學風。心學以外的諸子百家之學也都遭到了厄運，人人都去高談闊論，再沒人人肯埋頭研究了，各個領域幾乎都形同荒漠。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創書院以聚徒，而官學幾廢；著語錄以惑眾，而經史不講。學士薄舉業而弗習，縉紳棄官守而弗務。後來到了萬曆年間，竟出現了政府崗位嚴重缺額的罕見現象，嚴重影響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也怪不得張居正後來要禁燬天下書院了。

甚至連社會道德也淪喪了，人人打著‘貴乎自我’的旗號，實際自私自利，只知自身享樂，毫無愛國之心，更無犧牲精神，這才讓泱泱大國，亡在了流賊、建奴的手下……說大明亡於心學有些過，因為那畢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王陽明確實也難辭其咎，他的‘心學’核心是良知，作為本體表現為先天之知。他說：‘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也就是說，‘人心無不知’，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是王學理論中，無需求證的必然前提，並非由後天的經驗綜合而形成。

這種界定和推論在邏輯上的合法性頗成問題，但在陽明心學中，卻被用來說明心與知之間的邏輯關係——既然‘人心無不知’，既然‘心外無物’、‘心外無理’，那當然不需要對外界進行認識和改造，只要對本心，只需要整日枯坐高談，辯而論之，修煉心性，便可窮究世界本源，繼而成就聖賢……這與禪宗多麼的相近啊。列寧曾經精闢地指出：‘哲學唯心主義是經過人的無限複雜的、辯證的認識，而通向僧侶主義的道路。’而陽明心學，正是人類唯心哲學的頂峰。

事實上，即使是王陽明本人，也因為片面地、無限誇大‘心’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了禪宗的泥坑。如果說，在心學形成的過程中，他還沒有完全摒棄‘事功’思想的話，那麼到了晚年，已經明顯地表露出虛無主義的傾向……連開山宗師都如此，他的信徒們哪有不淪陷的道理？

要想擺脫這種宿命，跳出虛無主義的窠臼，唯有否定這種‘人心無不知’的先驗論，所以沈默巧妙提出了‘心無本體論’，意欲用這一命題說明，人心本來不具備任何道德與知識，想要獲得知識、提高道德，必須充分發揮心的認識作用，透過不同的途徑去認識，透過實踐與思考相結合把握真理。還進一步提出了‘功夫即本體’，更是把道德和知識界定為後天學習和踐履的結果，否定有人可以生而知之。

這是對王學虛無主義的修正，消除其唯心空談的不良影響，使其化為‘經邦弘化，康濟艱難’的經世之學，繼而提出‘學問之道，貴在實行。聖賢之學，俱在踐履。更需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實際上與永嘉學派的‘實學’有同工之妙，卻又有本質不同，因為他並未背棄心學……

沈默的‘心無本體’與王陽明所謂‘心無體’，有同根相生的意蘊，沈默並不否認‘心’作為本體存在的地位與價值，但要求學者不可將‘心’視為脫離萬物的絕對存在，而應看到作為天地萬物本體之心，是‘變化不測，萬千不同’的。這樣就把對心學的研究重點從‘致良知’，轉移到‘用功夫’上，所以欲領悟‘一心’之本體，必須以‘功夫’去窮‘萬殊’之心，惟有‘功夫’實在，方達到對心本體的把握。在功夫與本體合一的前提下，重功夫而不廢本體，實現了對內自省和對外實踐的統一，比較圓滿地解決了功夫與本體的辯證關係。

這樣一來，沈默的新學說，既繼承心學的優點和長處，又摒棄了其缺點和短處，且仍然在心學的範疇。只是在沈默這裡，心對道德和知識的認知，不再是先天的前提，而是後天學習和實踐的結果，這樣除了可以消滅虛無主義，批判脫離現實之外，更為吸收別派的優秀思想，以及未來大力提倡科學，創造了足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