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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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取。總之在嘉靖中葉以前，任何形式的政府採購都只是偶然的，非常設的，並未形成規模。

近五十年來，商品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顯著的提高。其帶來顯著的改變，便是大量的物資湧入市場。不只是遠銷歐洲的蘇杭絲綢、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價比黃金的景德鎮瓷器，還有那些原本在小農經濟時代，只能自產自用的糧食、棉花、蠶桑、茶葉、靛青、果品等都紛紛進入市場，成為商品。這些商品又多又好，愈發刺激了百姓的生產從多而全，進步到少而精。這種深耕細作的社會分工，加大了生產的價值，促進了各地的互通有無。

除了南京、蘇州、松江、杭州等老牌商業中心外，又湧現出許多中小商業城鎮，如吳江的盛澤鎮、雙楊市；浙江的不瀨鎮、長樂市等，商業市鎮遍佈東南。北方則以北京為主，有河間、臨清、開封、西安、太原等中小城市，及鄆城、彰德等小鎮，與南方的商業網相連線，形成一個遍佈全國的巨大商業網路。商人穿梭其中，貨運南北，每個市鎮既是商品的集中地，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因此，不論何地的貨物，都能從市場上買到。特別是那些中心城市，雖然本身沒有發達的工業手工業，但城內貨肆鱗次，商人們彙集天下之貨在此出售，想要什麼都應有盡有。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初嚴格的戶籍制度土崩瓦解，不僅是軍戶名存實亡，負責為官府生產的各種匠戶也逃亡一空，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換姓，加入到商業生產的行列中。官營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徵收所需物資，變得困難重重。

這些新出現的經濟現象，對官府的各項政策與措施起了巨大的衝擊作用，一些舊的常規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於商品經濟大潮之中，許多官員深感徵收官府各種實物並負責運輸，不僅費心勞神，還常常因為各種原因誤事受罰，他們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強大力量，來輕鬆完成任務。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經成為掌握社會經濟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賈為業，剩下的一半，則是為商人做工的僱傭者，可以說，整個城市經濟，都已經被商人們控制了。家擁萬資的富商大賈如過江之鯽，家資至百萬者才能稱為鉅富。其他二、三十萬，只能稱中賈耳。

幾百年後的人們會知道，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們善於和官府以及地方勢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勢力，這使得他們不像農民那樣可以隨意盤剝驅使。

尤其是嘉靖以後，沈默提出的‘以商養士，以士護商’的號召，在這十幾年間，已經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們普遍效仿晉商，把賺來的大把銀錢，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業中，開辦學校、資助士子、贊助文會，饋贈文士已經成為常態，經過十幾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為他們說話的官員、文人……一旦官府催徵過猛，誅求無度，賴賬不付，馬上就有數不清的文人口誅筆伐，危言聳聽，罵官府‘捶骨竭髓，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繼’，也會有官員以充滿同情的口吻上書，說什麼‘數萬金之家，無不蕩產罄貨，因而投河經瀆，言之酸鼻刺心，孰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間，商人就要全都破產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邊，這個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還是疏財好義的儒商模樣，他們用極小部分的錢修橋鋪路，賑濟災民，就讓老百姓念念不忘他們的好……這在後來的軒然大波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因為百姓還遠未到覺醒的時刻，對於直接剝削他們的地主鄉紳尚且奉為神明，誠心擁護。更不要說剝削手段更隱蔽的商人了……

在這種環境中，官府想不付錢就驅使商人，是萬萬不可能的。

於是官員們一直想方設法的增加銀錢收入。正統元年，東南七省的田賦改折白銀納稅，正是代表了官府的這種慾望與政策的變化。不久，田賦外的所有稅收，都逐漸以銀代物。直到一條鞭法問世，徹底的取消了實物稅，只向百姓徵收銀錢。官府的倉庫裡，不再堆滿了五花八門的實物，取而代之的是白花花的銀兩。官員們終於可以從市場上購買品種更加齊全，數量更加豐富的商品了。

然而官府直接派人去市場，採買名色繁多的貨物，顯然是極不便利，也不合適的……對於口不言利計程車大夫們來說，要跟小民百姓討價還價，實在是有失身份，也沒那個耐心。於是另一種被廣為採用的形式出現了，那就是招商買辦，即是在官府採買與市場供應之間尋找中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