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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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認為，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無法使聖賢學說深入人心，反而會因讀書人將儒家經義視為仕途的敲門磚，而漠視其本來的道德精義。而士人階層的道德淪喪，又必然會導致整個國家的道德淪喪，那樣華夏禮儀之邦，真的要變成禽獸之國了。為此他們認為有必要加強對儒家經典的講求，不能讓八股文化成為讀書人學習的全部內容。

於是，在文官集團成為權力者後，社會上也開始出現講學運動。一大批大學者投身講學，教誨眾生。起先，講學家們並沒有跳出宋代理學家的窠臼。他們將挽救士人風氣的希望，放在了呼籲士大夫加強品德修養上，卻不敢對程朱理學有絲毫的質疑。只是將道德淪喪歸咎於，讀書階層只把程朱之學當成是透過科舉之門的一把鑰匙，並非一種自覺的人生需要。而士風的腐敗，正是因為廣大士人缺乏對程朱之學進行自覺深入的體會。所以，他們要透過講學運動使宋儒的性理之學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滅人慾”的旗幟來盪滌仕途和官場的腐敗氣息。

因此可以說，在陽明之前的講學，都是對程朱理學的深入闡述和鞏固，然而從其效果來看，卻令人極端失望——從英宗時期開始，太監王振首開宦官亂政之風，而廣大文官集團不但不敢與之抗爭，反而拜倒在其門下，以鞏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也如火如荼，政治日益腐敗黑暗。這使得關於從世道人心上，為現實政治尋找解釋的儒者，對此前的思想學說發展特別是講學運動進行反思和檢討，就是將現實政治歸咎於世道人心，並最終歸結為教化人心的經義出了問題。

因此儒者們，對此前的思想學說發展特別是講學，進行了反思和檢討。結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個結論，株守於宋代的程朱理學無助於改變世道人心。他們大膽主張對佔據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進行懷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陳獻章，便主張獨立思考和勇於懷疑，用他的話說，即是‘貴疑’：

‘前輩謂學者貴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

在程朱理學被視為金科玉律的時代而主張貴疑，其對程朱理學的懷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動搖並顛覆了理學根基的，是陽明先生王守仁！

其學說前以詳述，不復贅言。只消知道一點，孔聖人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對此的演繹是——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學的說法，格物致知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環節，王守仁卻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從根本上否定了理學的實踐意義。

出於救治現實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種新思想學說，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謂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對此進行明確的論述。他說：

‘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

與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陽明公的意思極為簡單和明白。所謂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與生俱來的天理。這種良知的得到，並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須到內心去尋找。這種良知說的提出，從表面來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側隱之心’的老調重彈，又似乎是理學家所攻擊的墮於禪道，但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考察，則其根本意義仍在於攻擊當時日益腐敗墮落的廣大官紳集團。

因為依照被當做官方正學的程朱理學，只有向外格物才能獲得真知，這種格物致知的理論只適於廣大讀書階層，只有熟讀聖賢書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為聖人。這等於不明確地提出了讀書人最高貴、最聰明。也就為官僚集團提供了一種享有特權生活的理論支柱。

陽明心學提出良知說，實際上對官紳集團的優越感來了一個釜底抽薪——既然聖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性中都具備的，這就抹平了官紳集團與普通百姓之間的溝壑，所有人都同樣必須去尋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沒有誰高貴誰低賤之分。

這種學說一經提出，就史無前例的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的擁護：它不僅吸引了幾乎所有不滿現實政治的讀書人。還得到了迅速成長壯大，卻得不到社會地位的商人階層的鼎力支援。甚至連最廣大的黎民百姓，都是這種史上最平易近人的學說的堅定擁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