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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於其廣泛的群眾基礎,王陽明和他的弟子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士紳百姓的熱烈歡迎。他們孜孜不倦的講學,積極接引後學,而且有教無類,上至官紳富商、下至販夫走卒皆可聽講。儘管受到理學家的非議,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員的打擊,王門心學還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開來,陽明心學誕生一甲子以後,終於在學術上壓倒了程朱理學,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
嘉靖七年,陽明公去世後,他的弟子們秉承師志,繼續推廣講學活動。但陽明公的學術思想,並不是生平一貫的。他早年用心於朱子格物之學並因此致病;龍場頓悟後,覺早年之非,開始注重內心體悟;正德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論,並開始講學生涯;正德十六年,鑑於有些弟子重心悟而輕實踐,在‘良知’的基礎上加一‘致’字,提出‘致良知’的理論;嘉靖六年,天泉橋上與王艮等論學,又提出所謂‘四句’教法,最終在晚年達到了思想的圓熟境界。
然而他有著古往今來哲學家的通病,太強調體驗與個人理解,失之於籠統抽象,更稱不上體系嚴謹,尤其是‘四句教’等宗旨與前期思想大為不同。弟子們無規矩可循,以致於擺去束縛,流於態肆。王門後學在這樣先天不足的情況下,走向了各是其論,分門別戶,自為己說的境地。
錢德洪為《陽明年譜》作序中,便直言不諱道:‘師既歿,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未及一傳而淆言亂眾,甚為吾黨憂。’正如他所言,王陽明的一傳子弟便紛紛,其中最盛的四家是山陰王畿、泰州王艮、安福劉君亮、永豐聶豹,四家都建立了各自的體系,稱為王學四門。到了嘉靖末年,後兩家漸漸式微,前兩家幾乎是各佔半壁江山。但依然充滿了分歧與爭執。
其中王畿一生為官不久,居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南都及吳、楚、閩、粵、江、浙,皆有其門下書院,年已八十猶周遊不倦,東南士人莫不以其為宗盟,是為浙中學派。這一派將陽明心學演化成了先天之學,將良知看做禪宗頓悟似的內在精神的追求,不需要下功夫。體現在政治上,主張統治者應該黃老無為,儘量避免擾民,自然深受士大夫和商人的歡迎。
同樣大行其道的,是王艮的泰州學派。這個學派將心學的‘心乃本體’,改革為‘身乃本體’。一字之差便把重點從思想轉到了行動上。所以它講究積極入世,強調自我,主張人人平等,肯定人慾、尊重人性……總之怎麼與理學禮教對著幹就怎麼來。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因為它大行其道,凝固的社會才開始加速流動,變得光怪陸離。而且其支持者主要來自平民百姓,人數是前者無法比擬的。
但雙方都有致命的缺陷。浙中學派任其自然的消極思想於救世無補。而極度講究自我解放的泰州學派,不可避免的狂人輩出,從王艮到顏均,從李贄到何心隱,都是赤手搏龍蛇之輩,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過於偏激的思想,自然不為統治階層所喜。其有教無類,又使得門下弟子魚龍混雜,使社會上層人士難免避而遠之。
想要救世,哪一種都靠不住。王學該何去何從,到底如何才能找到陽明公的真諦,不少學者開始謹慎地反思、修正王學,直到瓊林學派的出現。
第九零八章 瓊林天下(上)
瓊林學派是王學諸門的晚輩,公認其發軔於嘉靖四十五年的北京靈濟宮講學,在那次匯聚天下王門的盛會中,江南先生沈拙言登臺就講,針對王學諸門輕視修養功夫、崇尚玄虛、不務實學之類的弊病,提出了由虛返實的實心學。
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門學說是憑空出現的,實心學的從無到有,同樣是經過十餘年的醞釀,其濫觴可以追溯到當年瓊林社的成立。
嘉靖三十四年,正是東南文社大興,讀書人無不結社的年代,七個來自紹興的青年,也在杭州西溪秋雪庵締結了一個‘瓊林社’。這社名一看就是以科舉忠心的組織,但實際上,群策群力,復興大明。但只要是看過其結社祭詞的,就會對這組織有一番全新的認識。其祭詞中說:
“昔關張結義,為救漢室;管鮑交厚,志匡天下。而今大明王朝,內有奸黨橫行,外有俺答倭寇,國事如蜩如螗,百姓生靈塗炭,江山風雨飄搖,易鼎之禍只在旦夕。我等書生憂國如焚,恨不能肝腦塗地,還天下以朗朗乾坤,苦恨無關張蓋世之勇,無管鮑興天下之智。方今之計,唯有以吾等之合力,勝關張之勇毅;憑吾等之齊心,得管鮑之大智……是以涓今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初六……結此‘復興之社’,齊心戮力,興我大明,濟世救民,矢信矢忠,棄個人榮辱,不忘今日之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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