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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實心學對陽明心學的修正與轉型,主要在三個方面:
首先,修正了危害最大的‘現成良知論’,批評王畿、王艮及他們的學派,都將心性本體講得太輕巧、太簡易,以至於很難避免玄蕩、放縱及空疏之弊的滋生,背叛了王學‘致良知’的根本大法。
第二,對本體與功夫關係的重新梳理。主張‘心無本體,功夫所至即是本體’,這也是對王學最大的修正。王學法決‘四句教’,便大講‘無善無噁心之體’,既然心體是無善無惡的,那修養功夫就可能因為沒有必要而被取消。不注重修養功夫,只懸空去說本體,或認為悟即是修,修即是悟,這即否定了本體有一個形成與展開的過程,又否定了功夫的必要性,玄蕩之弊由此而生焉。
而實心學正是在肯定本體與功夫統一的基礎之上,特別強調了踐履功夫的重要性,認為不可脫離功夫抽象地談本體,本體就在日用常行的功夫之中,只可由功夫而悟本體,無功夫則無本體。這便是其‘心無本體,功夫所至,即其本體’的宗旨由來。
最後,實心學所指的踐履功夫並不限於個體的道德實踐,亦強調經世致用的社會實踐活動。所謂經世,其本義是治理世事。它要求人們除了做身心修養之外,還要經邦治國、建功立業。陽明倡導‘致良知’之學,卻並不排斥事功,且建立了世所罕見的奇功偉業,他將心性與事功統一起來。但其後學卻逐漸偏向於講學論道,非但無緣建立像陽明那樣的奇功,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學問也關注不夠,使得儒學救世觀念逐漸喪失,如果不加修正,必然導致亡國之禍。
實心學提倡個人道德與建功立業同樣重要,並將其視為對陽明真諦的迴歸,把‘知行合一’解釋為向內心求索與社會實踐是互為表裡的統一整體。故而主張為學應於客觀的現實活動中‘明體達用’,認為學問皆從躬行得來,而不在於空談心性。而且將經濟、兵、農等‘經濟實學’,提高到事關國計民生的經世要務的高度,要求學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力求把握‘經世之大略’。
要想建立事功,就必須以心學為心,以經濟實學為體。心強而體弱則會心有餘而力不足,甚至紙上談兵,害國害己。心弱而體強則會失去約束,放縱慾望,最終還是會害國害己。故而兩者不能偏廢。
當世最頂尖的智慧,與沈默五百年的見識碰撞融合,十年磨劍,最終形成了完整的實心學理論,在靈濟宮一鳴驚人後,以更加驚人的速度傳播開來。
最令人驚奇的是,當世四大主流學說,竟然無一對此新生的學說進行批判,更無詆譭之言。因為這一學說的妙處,就在於博採眾家之長,哪家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雖然被心學壓得不見天日,理學依然是官學,科舉考的是朱子之學。所以理學家的態度,就是官方對實心學的態度。在理學家看來,在這個心學魍魎橫行,烏煙瘴氣的世道,實心學是對理學的迴歸,故而樂見其發展壯大。
作為王學盟主的泰州學派看來,實心學與本門相近,又有許多改進,故而十分支援它的發展,並積極從中吸取能量,修正自身的不足。
而被觸動最大的浙中學派,也因為瓊林七子是自己人,而捏著鼻子認了。當然,這與他們恬退消極的風格密不可分。
至於實學,就是經世致用之學,雖然信奉的人沒有那麼多,但都是高拱、張居正這樣的朝中幹臣。在他們看來,實心學就是披了心學外衣的實學,是治療心學虛妄消極之風的良藥,故而不僅不反對,反而大力支援。
所以實心學從誕生起,就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就已經成為當世一大學派,即瓊林學派。而且大有吸收融合其它學派的趨勢。
第九零八章 瓊林天下(中)
之所以會有這種罕見的趨勢,是因為瓊林學派在塑造實心學時,並沒有持文人常有的門戶之見,而是積極的博採眾家之長。因為出現最晚,它幾乎吸取了各家所長,來完善自身的學說。它將實學思想融入到了心學中,形成一門‘實心並重’之學。它向泰州學派學習,用人的自然本質,去修正王學的‘良知’,主張良知的主要內涵是個體人格的平等、尊嚴和獨立,充分肯定個人生存的權利和人格的尊嚴。
類似泰州學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實心學提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聖賢,只要能在自己的範疇做到極致,即可成聖。諸如倉頡造字、伏羲演卦象、神農嘗百草,有巢氏發明房屋,乃至蔡倫發明紙張,都使他們名垂千古,為世人稱頌,這都是聖賢。
實心學又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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