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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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塵土；夜晚11點時，西直門卻仍在堵車——前方突然要施工了……汽車喇叭聲、工地打樁聲，一直伴隨著你，如果你早晨8點鐘坐著直升飛機在北京上空巡視，會發現這座林語堂眼中與巴黎並列的世界最迷人的古老都市，已變成一座巨大的停車場和一個晝夜不停的工地。它還非常脆弱，一場不大不小的雷陣雨，就可能讓全城癱瘓，一場政治會議的召開，就能讓當地人怨聲載道。

我無意描繪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但挫折感與焦慮感確是北京日益顯著的特徵。與這些焦慮相伴隨的是那種無法描繪的亢奮。那些紛紛以“財富中心”冠名的鋼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樓表現了這種興奮感，北京是各種建築師的實驗場，你可以把天安門旁的國家大劇院修成一個巨蛋，可以在一座直線條的高樓上加一中式閣樓，你還可以在交通最擁擠的地段，毫不照顧未來，修建一座新的摩天大樓，將更多的人引向這裡。城市裡到處是2008年奧運會的標誌與口號，就連防火、防盜也似乎與這一體育賽事有關，它像是這座城市的強心劑，所有的緊張、混亂，都可暫時遺忘。

兩次穿越東四的八條衚衕，是為了尋找一家酒吧。我們最終在六條找到了它，緊鄰一間公共廁所。沒有門牌，要敲門上的銅環，才會有人來開門。北京充滿了這些莫名其妙的地方，這城市最時髦的人，喜歡在故宮旁建餐廳，在中南海旁邊的小巷裡開酒吧。北京充滿了歷史的碎片與隱喻，如今，它們都毫無障礙地轉化成消費主義的工具。

酒吧是個小四合院。院子中間有窄小的通道走下去，那是林彪修建的防空洞，在那個中國人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隨時爆發的年代。房間裡掛著革命年代的油畫，茶几上陳列著1969年的《北京日報》，而那四把沙發則是“決策椅”——據說是林彪、彭德懷、陳毅、聶榮榛都喜歡在這裡抽菸。房間裡那種政治氣氛撲面而來，因為連酒單上雞尾酒的名字都是“林彪撞機”、“長征”、“黑貓白貓”，它們分別是藍色的、紅色與黑白混合色的。

坐在“決策椅”上，喝“長征”、讀“農業學大寨”的新聞報道……在一絲新奇之後，我開始覺得不舒服，這種感覺像是第一次進入香港舊中國銀行大樓上的中國。在被稱作資本主義心臟的香港中環，你卻突然被毛澤東像章、周恩來黑白照片和身穿類似1950年代中國警察服裝的白色工作服卻說一口粵語的服務生包圍了……在走廊上還掛著中國新一代藝術家的作品，主題大多是對毛澤東時代的解構。

這種氣氛為什麼讓我不安？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為自己的表現迷惑不解。眼前充滿了類似的東西。《時代》雜誌的封面上，那些充滿了革命年代氣息的工農兵被置換成拿著手機、穿超短裙的新興中產階級，他們在發動新的“文化革命”嗎？在德國漢堡一條小街上，一家中國人開的麵館上掛著一個留著長辮子的清朝人，嘴巴不雅觀地咧開著；在北京789藝術家群落裡，我不斷看到“無產階級”、“後毛澤東時代”、“革命”這些概念的衍生與再解釋；在電視螢幕上，我們不斷看到經濟學家這樣說“中國進行著一場從計劃體制到市場經濟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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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認同焦慮（2）

在讀亞馬蒂亞·森的新書《身份與暴力》時，我才突然意識到那種不安是什麼。在倫敦地鐵爆炸一週年時，人們發現在災難一年之後，英國社會試圖提高穆斯林居民和當地融合度的努力基本宣告失敗。森說，人們總是傾向於認定穆斯林管理穆斯林，猶太的社會領袖領導猶太人，而它導致的結果是，它只是強調了人們的宗教身份認同感，卻沒有社會、政治上的認同感。人是複雜的，他有多重的身份認定，過份強調其中一點，忽略其他，總會導致理解上的單一與粗暴，試圖用一個抽象的名詞，來涵蓋它原由的豐富性。

即使在千百萬人都手握紅寶書時，中國人也有不同的隱秘情感；即使在人人經商的時刻，中國人也不僅僅只是消費動物……在過去30年裡，我們要麼用6億無產階級，或是13億人的市場，來形容中國，甚至中國人自己都這樣看待問題。中國人要麼只有政治身份，要麼只有經濟身份，如果推回到19世紀，那麼中國人又只是一個被傳統束縛的形象，似乎只有擁有過去，而沒有未來……

對於單一身份的強調，忽略了文化的韌性和豐富。將過去30年的中國人描繪成從政治人轉變為經濟人，從大寨時代人轉變為網際網路時代人，這種描繪富有戲劇感，卻無助於瞭解真相。中國人一直具有一種足以化解災難、吸納新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