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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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力，在種種巨大的社會變革下，一種始終流動的力量，似乎從未中斷過。

破舊的衚衕旁建立了嶄新的高樓，老北京人散步的後海，變成了紙醉金迷的酒吧。周圍變化得太快，以至於你不知道該以何種心態來迎接這些改變，廣告牌、電視螢幕，報紙專欄，都在提醒每一個人，如何迅速拋棄昨天，擁抱明天，人們為自己的身份認同而喜悅與焦慮。我們為自己設計出各種新形象，卻仍在為那個簡單的命題而困擾：“做一箇中國人，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抱怨了那種簡單的身份解讀，卻不知道如何提供那些足以令人心服的新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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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閉的北大精神（1）

1998年5月4日的北大，像是一場盛大的、期盼已久的遊園會。當時我是一名三年級學生，住在28樓的105室，剛剛7點鐘，就被吵鬧聲驚醒。

這是一樁事先張揚的新聞事件，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這所大學和她的國家的命運之間的特殊關係，即使在世界歷史上都少有例證。

我記得那天的奇特感受，那種混合著驕傲和不安嘲諷的心理。幾個月前，北大南門矗立了設計簡陋的倒計時牌，告訴你還有多少天，多少小時，就是她100年的慶祝，它是天安門廣場上迎接香港迴歸倒計時牌拙劣的仿製品。報紙上充斥了這樣的訊息，歐美校友包專機從海外歸來，南方校友在深圳包了專列返回母校，中國鐵路史上從未有專為一所大學開辦的專列……

校園裡擁擠了從世界各地而來的校友，從西南聯大時期的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到剛剛畢業的年輕人，但他們似乎不是這一事件的主角。慶祝的典禮不是北大校園裡進行，而是人民大會堂。那些從各系挑選的學生代表，在那裡迎接這場慶祝的高潮——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演講。

和政治含義同樣顯著的，還有它的商業味道。學校裡盒飯和各種紀念品的兜售，使校園像是一個大型的市場，出版商與電視臺不斷地推出與北大相關的產品，但是當我試圖尋找一本完整的關於北大歷史著作或影像作品時，卻毫無收穫。我們還被不斷告知，因為這場慶典，學校又收到了多少捐款，它將用於修建多少層的高樓。

這一切和那個令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北大沒有什麼關係。每一個入學的青年，都曾經對蔡元培的“相容幷包”原則帶來的群星燦爛的年代憧憬不已，每個北大人都為魯迅的名言激動：“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但是念來唸去，我們所有的感慨與追憶都發生在1917—1929年那個短暫的時代。輝煌的西南聯大時代的似乎更是清華大學的產物，而在混亂的“文革”年代，北大的表現或許更令人汗顏。在一個被普遍視作知識分子的另一個黃金時代的80年代，北大的性格沒有那麼鮮明，那個年代公認的知識領袖來自於其他大學與機構。以至於在風靡一時《北大往事》時，我們被打動的是年輕人嘻笑怒罵式的瑣碎追憶，而不是某種更崇高和富有建立性的品格。甚至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燕園，也是司徒雷登的遺產。

90年代的北大時光是暗淡的。北大在突然到來的全國性商業浪潮前慌亂不堪。拆了南牆，不是為了以大學獨特的精神去影響社會，而是變成了社會風尚的俘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所學校的真正驕傲似乎變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門外的北大資源樓裡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裡，都以北大為旗幟，那個由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締造的光輝名字，成為了討價還價的籌碼。

優秀的年輕人仍蜂擁而來，因為中國的大學比國營企業更為頑固和拒絕改革，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在90年代的最後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和學生擴招為大學帶來大躍進式的風潮，人人都在談論世界一流大學，卻忘記了大學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戰時，經濟最為拮据的時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仍在相信“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之謂也。”

2000年畢業之後，我已很少回到校園。社會上關於北大的訊息一直沒有中斷過，我聽到了賣豬肉、賣糖葫蘆的北大學生，聽到了那場轟動一時、卻似乎無疾而終的改革，最近的訊息是北大拒絕讓那些小學生前來參觀，她準備關閉校門，她還和一位著名數學家發生了爭吵、卻又提不出值得信賴的反駁，她不滿於香港的大學在內地招生打亂了她自己的招生計劃……像是一個任性、傲慢，卻又缺乏競爭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態龍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