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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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最為不濟，2005年時，它的經濟總量在廣東已經落到了第十名，不僅被東莞、佛山、中山超過，而且也不動聲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過，如今，它僅僅相當於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最近進入全國視野的汕頭的新聞，似乎只有汕尾那起激烈的警民衝突，汕頭大學28歲的畢業生翁帆嫁給了82歲的物理學家楊振寧，還有那個堆積了來自全球電子垃圾的貴嶼鎮，硫酸溶液汙染了河道與地下水，它是中國正面臨的生態危機的例證。

下午5點，我在汕頭的老城區閒逛，在一家叫肥姐海鮮的大排檔喝鮑魚湯、吃清炒空心菜。舊城與中國所有的中小城市的市場一模一樣，一家接一家的衣服、皮包、盜版音像店，港臺歌手的聲音飄蕩在潮乎乎的空氣裡。但是那些攤位背後的年代久遠的樓房卻訴說著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這些樓房建造的年代足以追溯到1930年代或更早之前的，它的風格無一不混雜著歐洲和東南亞特性。

我差點就忘記了，除去短暫的特區歲月，汕頭還有著更輝煌歷史。恩格斯不是在1858年就以相當肯定口吻說，汕頭是中國最有價值的港口嗎？那個時候，汕頭不過是潮州府中的一個小漁村，而英國人則仍在試圖透過武力尋覓適合於中國展開貿易的港口城市。

1861年正式開港的汕頭夾在上海與香港之間，一躍成為中國繁榮的港口之一。20世紀30年代，汕頭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國第3位，商業之盛居全國第7位，是粵東、閩西南、贛東南的交通樞紐、進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1841—1949年之間，中國政府與西方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正讓中國人嘗試一種新的做生意與生活的方式。在沿海或沿江的港口城市劃定的租借範圍內，中國人享受西方的法律與制度保護，他們會感受到種族上的屈辱，卻享受到一種躲避了傳統政治官僚的壓榨的自由。長期以來，中國商業力量徹底地生活於官僚的陰影之下，它們之間發展出兩種不同關係。在大部分情況下，商人期待能與官僚達成聯盟，前者賄賂後者，而後者給予前者一定的自由；而在偏離中央政權的沿海地區，海盜傳統則是支援著另一種商業傳統，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主宰著東南亞的貿易網路，他的武裝力量提供了商業活動的保護傘，今日汕頭人的“不講規矩”或許多少也承襲了這種海盜傳統。

汕頭一日（2）

中國商業精神如今是一個熱門題目，那些重溫晉商、徽商的電視節目與書籍，美化了中國商人那個更講究信用體系的年代。但其實歷史學家余英時在更早時就以充沛的史料證明了，儒家倫理中擁有與清教倫理對應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政治動盪和缺乏法律保障妨礙了這種精神的自由生長。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那些被租借的口岸反而孕育了中國人商業的繁榮，因為那個掠奪性的政權在此止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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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真空

你對未來中國最擔心的是什麼？在過去的幾年裡，我不斷詢問碰到的每一個人。除去那些陳詞濫調的答案，金融體系、三農問題、環境汙染，我發現，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憂慮：中國該如何承擔道德與精神崩潰的後果？

人們往往迷戀“現在”，卻往往不知“現在”大部分都是由過去決定的。這種判斷尤其適合中國，造就中國種種複雜的現象的原因，是她過份悠長的歷史和寬闊的疆域，和長期以來面臨的根本困境——人口太多，資源太少。中國人發明了自己的方式來應對這種困境。

看看《北華捷報》在1868年的情緒和章家敦所談論的《中國即將崩潰》有多麼相似，這份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紙寫道：“什麼是保持中華帝國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預期它會滅亡……（然而），在麥基洗德（《舊約》中的人物）的時代就充滿活力的帝國還可以比所有成長中的年輕國家存活得要久，並且當所有的歐洲之國和君權被打倒摧毀時，仍然保持了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力。目前，什麼是在那個地方把廣大不調和的領地結合於一體的紐帶呢？”

這個紐帶是她的文化與道德。傳統的中國擁有一種罕見的包容性文化特質，儘管它不能像馬克斯·韋伯所推崇的“清教倫理”那樣催生出現代資本主義，卻使中國在種種挑戰前反應遲鈍卻最終總是戰勝了挑戰。蒙古人的入侵、滿族人的入侵，不都最終融化在一個更大的中國傳統中了嗎？流散在全世界的猶太人只是在中國被同化了。

但這種文化上的獨特氣質在今天的中國已幾乎消逝殆盡。多年的運動，早已剷除了人們與傳統中國的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