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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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陝西、甘肅北邊的草地推進。漢“天子”　的農田使匈奴的畜群后退。到了四世紀，隨著匈奴大舉進攻中國北方，發生了相反的情形：在五十年中，只是遊牧民族互相殘殺，經過許多次的擄掠、搶劫、焚燒，把陝西、山西、河北的中國城市弄得殘破不堪。在鄉間，被農民放棄的耕地長滿蓬蒿，一片荒蕪。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空無人居，虎狼成群侵入②，在陝西稱帝的野蠻人領袖符健，號秦國，這個朝代無疑是屬於蒙古種，在他統治下的中國人恐懼而請求他驅逐猛獸；他拒絕這種請求，他是寧願站在狼的這一邊而不站在農民這一邊的人，他說：“這些野獸飢餓了，　等到他們滿足的時候，就不再吃人了！”在這種殘酷性格里面，可以看出蠻人領袖的內心深處的滿足：草原野獸侵入這些地方足以完成突厥－蒙古人群的佔領。曾建立過某些中國舊都城的陝西，正在變成為屬地，成為阿拉善和鄂爾多斯的延續。可注意的是，成吉思汗的最初目的也是這樣。當他佔領中國北方一部分地方時候，曾想消滅農戶，廢除耕種，將土地變成牧場：如果這樣，中國在黃河以北的土地將要變成為一片草原。相反，自十八世紀以後，　中國的農民不斷向蒙古的草地及滿洲的森林侵入，常常使鄂爾多斯的遊牧人和通古斯的狩獵者後退到更遠的地方。

當草原向耕種地區橫暴地侵入和耕種人向草原反攻的中間，有時形成短期的均勢，這是當某一個來自草原的遊牧部落，在中國地方居住已經相當的久，於保有足夠的蠻力以統治“天朝”的文明人之外，還因為和中國人接觸而享有相當威望和政治頭腦以對付草原故鄉深處還處於野蠻狀態的同類人。

公元五世紀時，統治中國北方的原始突厥人的“魏”朝的拓拔王拓拔燾，提供我們這種均勢的範例。公元429　年，當拓撥燾將要向戈壁對蒙古種的蠕蠕人發動一場反侵掠戰爭的時候，他的幕僚們提醒他，在南面有受到建都在南京方面的中國人從背後進攻的危險。他憑藉著他的雙重優越性，就是以中國方法對付野蠻人和以野蠻方法對付中國人而回答說：“中國人都是步兵而我們是騎士。一隊小馬和初生的犢，如何能夠抵禦虎或成群的狼呢？至於遊牧的蠕蠕人，他們夏今在北方遊牧，事後向南方轉移，至冬季則向我們的邊境搶劫。只要在夏天去攻擊他們的牧場，在這個時候，他們的馬匹已經不中用了，傳種的馬要追尋雌馬，雌馬要照顧小馬。只要在那時攻擊他們，斷絕他們的水草，幾天之內，他們就要被俘或被殲了。”①這樣被指出來的雙重優越性，確是成古思汗之孫忽必烈大汗成功的左券，這使他能夠同時戰勝還在草原深處遊牧的親族和在南方的中國人。然而這種雙重優勢只能暫時存在。必然到達一個時期，即突厥…蒙古種的征服者完全中國化，到了那個時候，他們或者被北方的遊牧部落所擊敗，或者像拓拔人那樣被中國人同化，或是和忽必烈的後裔那樣被中國人驅逐出去。在中國和蒙古的關係之中，這似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節奏。

②　參閱戴遂良《歷史檔案》Ⅱ，978，公元354—357　年下。（戴遂良系法國耶穌會士，於清光緒十三年來我國，所著書名《中國簡史》。——譯者）

①　參閱戴遂良《歷史檔案》Ⅱ，1091。

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興前的蒙古

第二節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蒙古本部或外蒙古，從貝加爾湖向南伸展，　由阿爾泰山至於興安嶺＇1＇，　這一個地區，北方為樹木繁生的山嶺和牧地，南方為草原地帶。邃古時期，　該地區似乎曾經是一個文化萌芽的中心，因為人們在那裡發現舊石器時代的若干洞穴居室，特別在貝加爾湖西岸，上東古斯卡河的支流別拉亞河旁邊，　伊爾庫茨克迤西八十里的馬爾塔地方。①

在上述地區的腹心地帶，鄂爾渾河的上游，杭愛山山中，公元元年前後第一個匍人帝國似乎是以這裡為其中心：“單于”或匈奴之王的王庭可能是在這裡，即在鄂爾渾河上游的彎曲處，在現今的額爾德尼昭——成吉思汗後裔的哈刺和林城的西面。當這個時期，現今的內蒙古，就是說在戈壁和長城之間的一片長形草原，是若干其他匈人部落的領域，他們常常為中國人的帝國的利益而扮演邊境衛隊或藩屬的角色。公元四世紀初葉，也就是這些在河套地區聯合起來的匈人，從中國奪取了北方諸省的大部分。類似局面再出現於七世紀。在這個時期，外蒙古成為東突厥汗國的中心，在這裡，其可汗們曾有駐在地在鄂爾渾河上游的右岸，十分靠近哈刺和林。也就在這個地方的附近，介於和碩柴達木小湖和柯克淮…鄂爾渾之間，哈刺和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