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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條紀律:每次外出必須向爸媽請假,回來還得銷假。每天晚上,爸爸還要我向他彙報這一天做過些什麼,學了點什麼。我在七機部工作的時候,單位離家四十里地,靠登車子往返。晚上遇上單位裡開會或其他活動,要深夜才到家。爸爸還是在等著,要讓我把這一天的情況向他說了才睡。我沒到家,他是睡不著的。爸爸這樣,對於我來說,該是多大的溫暖啊!他的愛澆灌著我的心。但這同時也象給了我一面生活的鏡子,促使我必須經常檢點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讓做的事,讓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於說真話,最恨講假話。他也一直教我要這樣。要是我在彙報中撒了謊,他是不允許的。有一次,我還在唸書的時候,沒請假就與同學一起去看電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媽批評,就撒了一個謊,說因電車停電耽誤了。爸爸發現我說話的神情不大對頭,請警衛員去了解,知道我說了假話,就生氣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邊去想想我說假話對不對,為什麼要撒謊。半小時以後,我走近他,檢討說:“爸,我錯了,撤謊是不對的,今後保證不重犯。”這時候,爸爸的臉色轉和善了,說:“孩子,你該知道,講假話會把你毀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實人!”打這以後,我再也不敢撒謊了。不過,那時候我心裡卻嘀咕,丁點小事就這麼認真,爸爸對我未免太嚴了。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才越來越明白爸爸做得對,該從小事抓起,要小題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過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對著“四人幫”的兇橫,我坐在牢裡都沒講一句假話,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戰友常說他“上戰場是兇老頭,下戰場是好者頭”。的確,爸爸打起仗來,渾身是膽,對敵人狠極了;可是對同志卻一視同仁,沒半點架子,親呢得象一家人。平時他也總是用這種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著了。一位通訊員來給爸爸送信,媽沒叫醒他,把信收了下來,讓通訊員回去了。爸爸醒來,見信不見通訊員,很不高興,批評媽媽沒有群眾觀點,說:“以後不管我在幹什麼,只要有下面的同志來,一定要讓他們來見我,我要見到他們。”他身邊的隨從人員如警衛員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歲大的非得叫叔叔,年歲小的也必須叫哥哥。一位警衛員叔叔跟我開玩笑,我當真了,急得順口罵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評了我一頓,還讓媽媽帶我去向那位警衛員叔叔當面賠禮道歉,承認錯誤。
自從供給制改為薪金制後,我家的生活條件寬裕多了,但爸爸艱苦樸素的作風沒有丟。他最愛穿的還是那幾套普通軍裝,破了補,補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時才換新的。警衛員看不過去,勸他換新的,順口說了句:“您這不有點象叫化子?”爸爸批評他說:“什麼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窮人就不光彩了?你這是忘本!”見爸爸老是那麼樸素的穿著,我也就不愛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唸書的時候,媽給我做了幾件新衣服,我怎麼也不好意思穿出去,還是願穿供給制時部隊上發的衣服,那上面儘管有補丁,可穿著覺得舒服。我要結婚了,爹媽給我做了兩套料子好一點兒的中山裝,我也一直讓他躺在箱子裡沒穿,現在人胖了,已經小得沒法穿了。我上學的時候,爹媽每月給我的零用錢,我也捨不得亂花,剩下了就存銀行,到學期結束,又全數上繳給爹媽。爹媽為了使我長好身體,也注意我的營養,可爸爸總是提醒我說:“黨和人民給我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很慚愧,你就更不該享受了。給你吃好一點,是為了把你的身體搞好,到將來好為黨為人民多做點工作。你享受好一點兒,是欠了人民的債的,該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去償還這筆債。”他還說:“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沒有什麼‘自來紅’,所以你無論如何不要自以為特殊。要說你有什麼特殊的話,那就是你受黨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覺悟該比別人高一些,要求該比別人嚴一些,別的任何特殊都是不應該的。”因此,我十六歲還在唸初中二年級的時候,爸爸就要我認真學習黨的基本知識,要我按照黨員的條件嚴格要求自己,還要向黨組織打申請入黨的報告。在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我十八歲那一年成了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爸爸很高興,送給我一本黨章,並親筆在扉頁上給我題了字。他說:“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黨,不管遇到什麼情況,都不要忘記了自已是個共產黨員。”
考驗終於來了。一九六五年,我們單位原是部隊編制,要改為非部隊編制了。部隊對我的教養,使我捨不得脫下軍裝啊!想調到別的部隊單位中去。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爸爸。爸爸嚴肅地批評我說:“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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