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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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鏖戰的間隙，以少量兵力襲取了荊州等地。孫權雖有一肚子的怨氣，卻還不得公開加兵爭奪。這時，孫權謀士顧雍建議：　“為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為荊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劉相攻，吾乘隙而圖之。”孫權採納了這個建議，這就把矛盾移到了曹操與劉備之間。曹操接到孫權的表奏後，以丞相身份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當時二地為劉備所佔，這樣，曹操又把矛盾踢給了孫權和劉備，讓他們雙方互相吞併。矛盾被推了一個圈子，結果又回到了孫、劉之間，劉備無奈，最後只好答應奪得西川后歸還荊州。三個集團都想爭奪利益，但都不想出兵動武、消耗自己，他們企圖以其他兩方的爭鬥消耗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我們不妨再看看在後來一段時期內三方的決策較量。第一次，孫、劉結為唇齒，曹操耿耿於懷，他手下謀士陳群建議，讓操率大兵攻江南，他料到孫權受到威脅，必然求救於劉備，而劉備正有心攻西川，勢必無心援救孫權，這樣，孫權無力取勝，必然丟失江東，而操奪取江東後，可一鼓平定荊州，進而平定天下。操採納了這個建議，率三十萬大軍，會合肥之眾，向孫權進攻。孫權果然向劉備求救，孔明作出全新的考慮，他既沒有如陳群所料拒絕援助孫權，又沒有出兵援助孫權以消耗自己，而是讓劉備致書於馬超，以給馬騰報仇、興復漢室為名，讓馬超興兵入關。當馬超率三十萬西涼兵馬殺奔長安時，操只好放棄了南征計劃，親自引兵拒敵。第二次，曹操初得漢中後，益州震動，人們料操必然乘勝攻取西川，時劉備初得益州，人心未歸，能否抵禦曹操把握實在不大。最後，他採納了孔明的建議，將長沙、江夏、桂陽三郡歸還東吳，讓東吳出兵合肥，以牽制曹操，並答應奪取漢中後歸還荊州全土。孫權遂統帥大軍徵合肥，一時緩解了益州的危急。第三次，劉備奪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后，曹操非常惱怒，但他未立即出兵相攻，派人去東吳約孫權攻荊州，聲言自己同時攻漢川，首尾夾攻劉備，答應破劉之後，共分疆土。孫權謀臣步騭認為這是曹操嫁禍於東吳，他建議派人去許都見曹操，令曹仁從旱路取荊州，吸引關羽領荊州之兵向北爭鋒，等荊州空虛時，東吳再派兵暗取。孫權依計照辦。最後，在關羽放鬆警惕、孔明又未派兵增援的情況下襲取了荊州。

下篇：《為誰喝彩　三國用人之道》

全域性觀與決策法

可見，在戰役、戰鬥的決策上，各集團的領導人總是儘量不直接動用武力，他們做決策的基本原則是：　第一，以自己的政治意圖為決策的最高目標；第二，設法消耗別人，最大限度地儲存自己。他們決策的基本方法是在各個集團的相互關係上大做文章，挑起其他集團間的矛盾，爭取自己的同盟軍。高明的領導人做決策時，善於在更大的爭奪圈中考慮問題，他們能利用這個爭奪圈中身處邊緣位置的軍事集團，巧妙地利用他們與自己敵人的矛盾，建立起大範圍的同盟關係對付自己的敵人。有哪一個集團的領導人對做出這種決策不持認真分析的態度，必然在複雜的爭鬥中使自己一方處處被動，為他人所算，因為這是一種才能和智慧的較量。

領導人在考慮作戰計劃時，在一定的條件下要敢冒風險，善於做出風險決策。孔明在身邊無兵力時，面臨司馬懿的大舉進攻採用“空城計”，即是一次風險決策，這次決策成功地保護了自己，又為自己軍隊鄧艾像的撤退爭取了時間。這是一種防禦式的風險決策。司馬昭派兵滅蜀時，鄧艾率三萬精兵偷渡陰平小路，他鑿山開路，懸索搭橋，沿路還分兵留守險峻之處，幸得後主劉禪麻痺大意，撤掉了孔明生前安排留守險要之兵。鄧艾兵抵江油城，只剩兩千人。他不敢停留，一鼓奪取江油，又連下涪城、綿竹，取得了奪取成都的決定性勝利。鄧艾偷渡陰平時，有幾次都是軍士以氈裹身，從山上滾下，有進路而無退路，蜀兵若有百餘人守其險要，兵士將全被餓死，這種作戰計劃是一種進攻性的風險決策。

風險決策在軍事鬥爭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防禦中，把握較大的風險決策實際上正是保守性決策，在進攻中，風險決策一旦成功，可以保證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成功，就戰爭的全域性來講，它消耗少，費時短，功效大，決策人應該給予足夠重視。孔明一出祁山時拒絕採納魏延關於兵出子午谷徑取長安的風險方案，他從大路進兵，損兵折將，耗費國力，屢不得手，這是他用兵的一次戰略性失誤，連司馬懿也不無遺憾地說：　“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