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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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參加工作以後就沒有寒假了，賣花燈人手不夠。母親經常要到太原去招呼生意，家裡就剩父親一個人看門。任忠生兩口子見了，就對母親說，以後就不必回來裝貨了，需要上貨時，我們每天晚上出車回來就把燈籠裝好回家去，第二天一早直接送來就成。當時，我們家和任忠生兩口子已經建立了完全的信任關係，母親一點也不擔心他會偷東西，就同意了。那時任忠生和我們家裡都已經裝了電話，需要上貨時母親就打個電話給他，兩口子就在晚上開著車過來裝貨。當時父親已經年紀大了，手腳不是很利索，每次裝燈籠的活大部分都是任忠生兩口子乾的，也不要加一分錢。花燈怕碰、怕擠，裝貨時任忠生兩口子都是小心翼翼的，彷彿是自己家的東西一樣。有一次任忠生的老婆不小心碰壞了一個燈，任忠生訓了她一頓，當場掏出錢來要賠。母親哪裡會要，堅決地擋了回去。

一九九六年春節，母親跟太原鐘樓街的一個姓段的商場經理合作，由人家代銷她的花燈。那一年花燈行情非常不好，姓段的賣不出去就要我母親降價。母親一看也沒別的辦法，就降到原料的成本價加每個燈十塊錢的工錢給他，他再翻一倍的價錢賣出去。第二年花燈行情又好了起來，燈價比前一年翻了一番還多，母親看著花燈如流水一般嘩啦嘩啦走，心裡挺高興。誰知姓段的這人特別黑，結帳時竟然按一九九六年降價後的價錢算，一個燈籠的全部利潤他一人就要白白賺走十分之九，最後還要把零頭去掉。我父母二人辛辛苦苦，沒日沒夜地忙活了一年，做的貨比哪一年都多，最後只掙了七千塊錢的工錢，平均下來一個人一個月連三百塊錢都不到。一向堅強的母親從姓段的那裡出來，頓時覺得悲憤難忍，忍不住哭了起來。任忠生那天正好和母親一起來拉剩下去的燈籠回去，見狀也氣憤不已，勸了母親半天。貨拉回去以後，任忠生說啥也不要車錢，跟母親說：“張姨，你一年到頭這麼辛苦，掙這麼一點血汗錢，我要是還要你的車費，我還算是個人嗎？那姓段的不是人，我任忠生還要做人呢！”一席話，說得母親又流起眼淚來。

後來有一次，任忠生在跑運輸時被歹徒打劫了。歹徒不但搶走了他的錢，而且還打斷了他的兩條肋骨。出了這事以後，母親去醫院看他。任忠生躺在病床上對母親說，自己不想幹運輸這個行當了。他老婆說，不幹這個行當，咱們怎麼過日子呀？任忠生當時挺生氣的，就說了句氣話：“我都被人家打成這樣了，還要我跑車，早晚有一天我會死在這個車上的！”話雖這麼說，等傷愈出院，任忠生還是又跑起了運輸。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隨我到武漢落戶。到了過春節時，父母回到山西處理以前年度沒有賣完的花燈存貨。那天母親給任忠生家裡打了很多次電話，始終沒有人接，當時就有些不祥的預感。於是母親騎腳踏車到汽車站找任忠生的車，也沒有找到。一問其他跑客運的司機，司機說：你還不知道？任忠生都死了好長時間了。原來，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任忠生為了躲避一個突然從路邊竄出的孩子，與一輛大卡車迎面相撞，當場就死了。

母親聽到這個噩耗，跟失去了自己的親人那樣傷心地大哭了一場，父親也為此難過了好些日子。直到這麼多年以後，父母只要一跟我提起任忠生，眼圈就總是紅紅的，都說任忠生是個好孩子，死的實在是太可惜了。在我寫這篇文章時，父母一再囑咐我：一定要把任忠生寫進去，為這個仁義忠厚的好孩子樹個碑，立個傳。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學（1991～1995）　十四、列車奇遇

上大學的幾年，我每學期放假都要坐火車回家。由於我是鐵路子弟，所以都是父親單位開出鐵路免票，乘火車不花錢，非常方便。因為路途比較遠，火車上人又比較雜，所以為了安全起見，頭兩年我總是在坐火車時穿著父親的鐵路制服，帶著大蓋帽，一般人總以為我是鐵路上的人，也就相對安全一些。

剛上大學那兩年，武漢到太原沒有直達列車，只是每年春運期間有一趟廣州到太原的一三四次臨時旅客列車。第一次放寒假，我搭乘這趟臨時客車回家。那時，民工潮已經初露倪端，列車上坐滿了從廣州打工回家的民工，多半是河南人。別說坐的地方，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我上了火車以後，一見是這個景象，想著這麼遠的路，要是總這麼擠著也挺恐怖的，就趕緊想辦法找地方坐。於是，我擠到列車員休息室門前，裝作問他事情，實際上是想跟列車員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