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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年間:“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後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榭花木,妝點一新,錦簾絹幕,飛梭繡球,以至裀褥設放,器玩盆巢,珍禽異物,各務奇麗。……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為極盛。堂前三面、皆以花石為臺三層,各植名品,標以象牌,復以碧幕,臺後分植玉繡球數百株,儼如鏤玉屏。堂內左右備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窯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又“端午”載:“以大金瓶數十,遍插葵、榴、桅子花,環繞殿閣。”畢竟是皇家帝居,自是氣勢不凡。至於民間景象,則《西湖老人繁勝錄》“端午節”有細膩的寫照:“初一日,城內外家家供養,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桅子花之類,一早賣一萬貫花錢不啻。何以見得?錢塘有百萬人家,一家買一百錢花,便可見也。……雖小家無花瓶者,用小壇也插一瓶花供養,蓋鄉土風俗如此。尋常無花供養,卻不相笑;推重午不可無花供養。端午日仍前供養。”瞧,當時的臨安(今杭州)於仲夏之初、端午前後,已到了都城內外無戶不插花的地步了,可見其盛。 。 想看書來
十六、小窗瓶水浸春風……元·方回(2)
上下官民皆重插花,瓶供理論也應運而生。南宋林洪《山家清事》開始提到“插花法”,但所留意和介紹的僅限於整枝、灌養等純技術上的護理知識:“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小項。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桅子,當削枝而槌破。插壯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為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只是到了明代,插花理論才有了全面的總結,成為一門專項的藝術。(見插圖79)這主要要歸功於袁宏道所撰《瓶史》,正是這部著作的問世,標誌了插花這門高雅藝術的正式誕生。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明萬曆進士,著名的文學家,為“公安派”創始人。
《瓶史》所寫,涉及插花的方方面面。例如,在收集花卉上,袁宏道主張就近取之,“餘於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這大約是基於由此獲得的花卉最為新鮮的道理吧。但同時他又不肯降低要求,“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至於哪些不屬於“凡卉”,他在“品第”一章中有所透露,諸如梅花、海棠、牡丹、芍藥、榴花、蓮花、木樨、菊、臘梅等皆是,且列出這些花中的名品,認為“要以判斷群菲,不得使常閨豔質雜諸奇卉之間”,這反映了他個人的審美標準。
插花古又稱瓶供,所插之花稱瓶花,花與插花器具的結合構成了一個整體的視覺形象,因此,它們之間的諧調與否,關係到人們的美感效果。古人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袁宏道對此作了理論性的總結。他指出,“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窯,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觚、尊、罍、方漢壺、素溫壺、匾壺,窯器如紙槌、鵝頸、茄袋、花尊、花囊、萅草、蒲槌,皆須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壯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他還注意到,有些插花器具對花具有保護作用,這也是可考慮選擇的:“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玩。……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水能裂銅,不獨磁也。”
花需水養,故水的選擇也要重視。袁宏道寫道:“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梁橋便為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花為佳。”末了還介紹說:“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這有點類似民間秘方,在今天看來,不知有沒有科學根據。
至於瓶花插好後,它在室內的佈置也要講究藝術。袁宏道提出要“屏俗”,他認為,瓶花在室中,只能安放“天然幾一(即不加雕琢漆飾的木幾一個),藤床一。幾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桌、描金螺鈿床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這裡面反映出來的思想見解,完全與他那公安派強調性靈,崇尚自然的文學主張是一致不二的。
瓶花要護養,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給它淋浴,他稱之為“洗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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