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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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稱‘三代’，將之當做一種政治理想國來作為當世的參照標準。他們認為只要君主效仿三代帝王，尤其是夏禹、商湯、周文這‘三王’的道德操行、政治理念，社會的一切弊端就會迎刃而解。

但事實上，‘三代’，尤其夏、商兩代，並沒有可靠的信史留下，因此所謂‘三代’之治，很大程度上只是古人的一種想象。之所以會造成這種情況，除了年代過於久遠，史料湮沒於戰亂之外，還離不開一位偉人的貢獻。

那便是傳說中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英明神武、光耀千古、威而不猛、萬世師表的孔老夫子！

孔子生活在東周，那時候算是三代末年，作為歷史最悠久魯國的史官，還能看到三代的真實史料，知道上古時代根本不像傳說的那麼淳樸，而是與後世宮廷政治一樣的血腥。

但孔夫子滿眼望去，天下禮崩樂壞、綱常淪喪、諸侯混戰不休、百姓如豬狗一般，泱泱神州哪裡還有樂土？

作為周公的信徒，孔子自然痛苦不堪，他為了宣傳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與今世的‘禮崩樂壞’相比較。喚起諸侯尊王復禮之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麼‘一字褒貶’、‘為尊者諱’等等，也就是傳說中的‘春秋筆法’！

不管當時孔子的初衷如何，後世所謂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是從他這裡學來的。歷史的真相便隨著人們的需要被隨意篡改，面目全非……

所以孔子才痛苦的嘆息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但無論如何。所謂三代之治。其實就是孔子為了引導人們向善，而美化出的一個烏托邦。後來又漸漸成了人們無法解決問題時，逃避現實的避風港。更進化為阻礙一切改革，一切變化的攔路虎！

春秋筆法誤我華夏，絕非妄言哉……

而《竹書紀年》是一部西晉時。從魏安釐王墓中出土的編年體史書，所以能夠避過秦始皇挾書令導致的焚書運動。它記錄了從夏朝到戰國之間的重要歷史事件，其翻譯成功，將夏朝到戰國時期歷代所發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衝突，毫無保留的展示在人們面前，造成的衝擊可想而知。

譬如，儒家著名的‘伊尹放太甲於桐宮’段子，說當初商王太甲無道，被宰相伊尹放置桐宮。太甲三年改過自新，伊尹又將其迎立為帝，交還國政。太甲復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在孔子描述的這個故事中，伊尹高風亮節、太甲浪子回頭，皆是萬代楷模。和諧的不得了。

然而，根據《竹書紀年》記載——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七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哪有什麼聖君賢主？還不是一樣的陰謀暴力！

所以《竹書紀年》不僅是對人們歷史知識的衝擊，更是對儒家所構建的‘三代之治’理想國的動搖！

是動搖。不是摧毀。畢竟陳恪也不知道‘清華簡’埋在哪兒，無法為《竹書紀年》提供佐證，在史學上，可是孤證不立的……而且那些學了一輩子儒家計程車大夫們，豈是那麼容易就放棄信仰、否定先賢？那跟自我否定、乃至自我毀滅有何區別？

事實也確實如此，《竹書紀年》在出土後，傳承了六百多年，終在南宋亡佚。其原因完全可以想象出來，就是其內容被翻譯出來後，與儒家史學體系衝突極大，理所當然地為儒學家們視為異端，不遺餘力的湮滅掉了！

但陳恪用了很巧妙的一招，讓士大夫們集體噤聲——他以無可辯駁的考證，證明了《尚書》系偽作。將金縢存在的依據，繫於《竹書紀年》之上，繼而與大宋朝皇統傳承的正義性聯絡起來。

除非大宋計程車大夫們，能找出別的證據，證明金縢確有其事，否則誰都不敢說《竹書紀年》半個不字。

而且在歷史上，《竹書紀年》的亡佚，是發生在南宋，那時候，二程的理學已經被朱熹發揚光大，儒家基本一統江湖，才有資格順昌逆亡。但在北宋儒家思想混亂，山頭林立之秋，也給了所謂異端存活的空間。

陳恪希望這本書，配合自己對《尚書》的否定，動搖人們對上古三代的認知，只需要撕開一個口子、嵌入一個楔子，自己便可藉機重新解釋經典，為大宋朝構造出一個新的思想體系來！幹翻他孃的程朱理學！

不過他也知道過猶不及的道理，所以只是將破解《竹書紀年》的鑰匙，教給了這個時代的大儒們，由他們來發現那個完全不同的真實世界！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