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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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出《第三代人詩集》。萬夏曾告訴我：“第一代人為郭小川、賀敬之這輩，第二代人為北島們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們自己。”

這也是一次未達最後勝利的聚會，青春熱情及風頭主義成了合作的齟齬。目標和形式都沒有出現，兩派形成了。廖希的重慶派，萬夏和胡冬的成都派，三軍過後沒有盡開顏，而是鳥獸散……。

但最終還是決定由萬夏負責起草《第三代人宣言》。看來這“慨當以慷”的詩歌麥收儀式並沒有白白演出，“第三代人”已經提出來了。在１９８２年１０月，這個“定位”已作為一個符碼被連夜輸入中國詩歌編年史的電腦。三天爭吵，一個夜晚，一個“第三代”神話就這樣被寫進了中國的史冊。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一、萬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與農事（4）

同年１２月，胡冬、趙野赴南充與萬夏討論《第三代人宣言》提綱。

時間已到達了１９９３年９月，19８２年的聚會已是昨夜星辰、別夢依稀。那些早期詩歌戰士中的大部分人倒下了，或轉移了“人生戰場”，少部分人獲得了白銀的豐收，或者說麥子的豐收。這豐收其實在19８２年年底就出現徵兆了。“第三代人”這個口號，這團氣氛已傳給中國一個資訊：北島後的一代新詩人已快憋不住了，小老虎就要呼嘯出林了。萬夏、李亞偉、馬松等人要熱切地向這個世界表達他們的聲音了。19８２年到了，該輪到另一種歌聲了。萬夏曾在一次喝酒中對我說：“我們當時的確覺得與以前的人寫得不一樣！”是的，歌聲還在推遲，青春還在作最後的稍長的延誤。

１９８４年之歌開始震撼人心，我們的耳朵卻早已準備好了。

１９８４年春節。無聊。萬夏和胡冬在一次喝酒中拍案而起：“居然有人罵我們的詩是他媽的詩，乾脆我們就弄他幾首‘他媽的詩’給世界看看。”幾天之內，兩人就寫出近十首“不合時宜”的詩，並隨便命名為“莽漢詩”。這在當時是很危險的行為，因為沒有一個明顯傳統（隱匿的傳統是有的，如明清士人的交遊與尚俠風氣，這於“莽漢”可說是一脈相承的）來承擔詩學的風險，他們只能以詩歌偏激的朦朧觸角決定一賭。一錘定音，一賭成功！胡冬寫出《女人》、《我想乘一艘慢船去巴黎》，萬夏寫出《打擊樂》、《莽漢》等，“莽漢詩”最早一批傑作出世。一氣呵成，痛快淋漓。就在這個春節，在這個寫出“莽漢”詩的同時，萬夏立即寫信通知李亞偉，叫他火速提前返校，詩歌革命的第一槍已經打響，進軍就要開始。幾天後的南充。酒店。萬夏向李亞偉和馬松朗誦在“無聊”的春節中他與胡冬寫下的“莽漢”詩，僅僅一剎那，李亞偉沉睡太久的“莽漢”洪流衝開閘門甚至掀翻河道，恣肆汪洋，席捲八方而又順理成章。

一夜之間，南充師範學院所有詩人在萬夏、李亞偉的指揮下，以超速的進軍號角捲入這一“莽漢”革命行動，行動目標：攻下“今天”的橋頭堡，天使不須望故鄉，只許飛行，再飛行。一捆一捆的“莽漢”詩被製造出來了，一捆一捆投向麻木不仁的人群的炸彈被投擲出去了。“莽漢”詩就此登上歷史舞臺。

而“莽漢”的肇事者萬夏、胡冬卻只當了三個月的莽漢就改弦易幟。而李亞偉和馬松的莽漢熱血卻越燃越熾、越燒越痛、越吐越快、越走越遠。

整整２４年之後，或者更早一些時候，我們已看清了“莽漢”激情。它是一種不同於“今天”的激情。“今天”是“道”與“道”的對抗、“理想”與“理想”的交戰，“莽漢”是生活、肉體對“道”的重創，對“道”的焚燒。儘管“莽漢”主帥李亞偉看上去有些羞澀，這與他的詩和人的行為判若兩人，但作為一個詩人更秘密來源的一面卻又是最合情合理的。他從來沒有絲毫表現過對“道”的挑戰和迎戰的妥協性。他質樸無華、揮舞銅錘迎面打來，奔向更為廣大的生活，從南到北徹底拒絕了經濟學和精神玄學。

“莽漢詩”就這樣成了青春的重金屬搖滾樂，成了硬要一頭撞過去的驚人之舉，成了肉體本身的劇痛，成了時代的迷惘、毀滅的大沖動。他們要掙脫焦慮和束縛、痛打壓迫、高歌自由，他們年輕的呼吸真的不夠他們出氣了。他們要求生活不僅僅是大無畏，而且也應是大犧牲。正如李亞偉本人所說：“莽漢主義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夠走，女人不夠用來愛，世界不夠我們拿來生活，病不夠我們生，傷口不夠我們用來痛，傷口當然也不夠我們用來哭。我反覆打量過８０年代，眺望當初莽漢主義的形成與操作，多少次都面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