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八旗與南明永曆軍隊作戰時的傷亡及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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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的比例時，就會迫使滿洲八旗將領在這一年剩餘的時間裡，減少甚至停止滿洲八旗的軍事行動，直到補充了新的人丁為止，這種人為的嚴格限制便造成了滿洲八旗大約每五年就會減少百分之十的規律性的結果。那麼，當滿洲八旗作戰時的傷亡到底要達到什麼程度時，才會班師回朝呢？可以用蒙古八旗的統計做參考,蒙古八旗入關時共有一百一十八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當有二萬三千六百丁。過了五年，順治五年時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蒙古八旗有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丁，增加了五千一百八十五人丁，即人丁增長了百分之二十。這表明蒙古八旗在入關初到順治五年並沒有作為清廷的主力參戰，故其人丁能保持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長率。時間又過了五六年後，據順治十一年的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蒙古八旗只有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七丁，與順治五年相比，不但沒有增加丁數，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十。這表明順治五年之後，蒙古八旗已經被清廷當作主力投入戰場使用了（這時候的滿洲八旗由於連年征戰，人丁消耗不少，不得不把蒙古八旗拖下水），蒙古八旗與滿洲八旗一樣，竟然同時在五、六年間減丁百分之十左右（平均每年減丁百分之二左右），再次證明了這種規律性的現象不是偶然的。是人為操縱的結果。參考蒙古八旗在入關前到順治五年間每年百分之四的人丁增長率，可以判斷出滿洲八旗和平時期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亦應該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左右。根據上述八旗編審男丁冊記載的入關前夕至順治十一年間，滿洲八旗人丁平均每年減少的數字（平均每年減少百分之二），與滿洲八旗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的數字相加（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長率應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則滿洲八旗入關後平均每年實際減丁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如果死亡與戰傷的比例按照為一比三計算，那麼滿洲八旗入關後平均每年的傷亡率就達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可以認為滿洲八旗在入關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中，一旦傷亡率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會停止軍事行動，班師回朝。請看清廷入關後一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十月，清廷命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領兵追擊李自成，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移師南下（順治二年年六月，阿濟格班師、九月，多鐸領兵回京）。順治三年（隆武二年）正月，清廷命豪格為靖遠大將軍，領兵由陝西入四川追擊張獻忠（順治五年二月豪格師還）。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二月，清廷命譚泰為徵南大將軍，同何洛會領兵徵金聲桓（順治六年三月班師）。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九月，清廷命濟爾哈朗為定遠大將軍，攻李錦；順治六年（永曆七年）正月，濟爾哈朗入湖南（順治六年三月班師）。順治九年（永曆六年）七月，清廷命尼堪為定遠大將軍，出征湖南（順治六年五月，命孔有德徵廣西、耿仲明、尚可喜徵廣東，其後，南明李定國反攻廣西、湖南，孔有德敗死，故清廷命尼堪倉促出征，尼堪其後又敗死，順治十年，清廷命屯齊繼任定遠大將軍，統兵徵湖南，順治十一年三月，屯齊班師）。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十二月，清廷命濟度為定遠大將軍，由北京赴福建攻鄭成功（順治十四年三月，濟度師還）。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十二月，清廷命經略洪承疇同寧南靖寇大將軍羅託、平西大將軍吳三桂等分別由四川、廣西、湖南進攻貴州（順治十六年二月，羅託班師）。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正月，清廷命多尼為安遠靖寇大將軍，進攻雲南（順治十七年五月，多尼班師）。滿洲八旗入關後幾乎每次出征的時間都是選擇在冬春之交（多數在當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間，少有的例外是順治九年，南明李定國反攻，清廷命尼堪倉促於七月出徵），值得注意的是，入關前的滿洲八旗是沒有這種“冬春出征”的作戰規律的，但入關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冬春出征”的作戰規律呢？前面已經說過——滿洲八旗人丁的補充不是無限制的，大多數的情況裡一年只能補充一次——而每年的冬春之交，必然會有一批新的八旗子弟“成丁”，這也就是傷亡累累的滿洲八旗補充新兵再度出征的時候。綜觀滿清入關後的作戰，滿洲八旗的進攻與休整幾乎一直在有節奏的交替進行著，南明政權卻文恬武嬉，象李定國那樣顧全大局、主動發起進攻，打亂滿清戰略佈置，令滿洲八旗倉促出師應付的例子實在太少了。從滿洲八旗歷年頻繁班師的次數就可以看出其色厲內茬的本質，清廷之所以能夠戰勝南明的永曆政權，除了南明政權缺乏凝聚力之外，更多的是依靠不用頻繁班師的漢兵，這已經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了。——參考：吉林文史出版社周遠廉著的《順治帝》及誠著的《南明史》滿清順治十年（南明永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