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的《紀效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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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第一句話就是“兵之貴選。”（《束伍篇》）認為選兵“其法惟在精”（《柬伍篇》），反對“用城市遊滑之人”，“奸巧之人”，主張用“鄉野老實之人”。對於選兵的具體標準，認為“豐偉”、“武藝”、“力大”、“伶俐”四條既不可廢，亦不可專恃，“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複習以武藝，此為錦上添花。”（《束伍篇》）然而這樣的人不易選到，相比之下，最主要的條件是“必精神力貌兼收”，因為武藝差可以教習。對於選來計程車卒，要根據各自不同的特點發給他們兵器，“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如藤牌宜於少壯便健，狼筅長牌宜於健大雄偉，長槍短兵宜於精敏有殺氣之人。”（《束伍篇》）

在練兵方面，《紀效新書》特別強調按實戰要求從難從嚴訓練，反對只圖好看的花架子。認為“設使平日所習所學的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於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紀效或問》）並批評不按實戰要求的訓練方法是“虛套”，“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臨時還是生的。”尖銳指出“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紀效或問》）“凡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你來當兵防身立功殺賊救命本身上貼骨的勾當。你武藝高，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武藝不如他，也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的呆子。書中規定：“凡比較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敵本事，真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槍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比較篇》）重視號令訓練，規定：“各便宜簡明號令，合行刊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湧解說，務要記熟。”要求將士“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大家共作一個眼，共作一個耳，共作一個心。”（《號令篇》）重視平時養成訓練，認為“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於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紀效或問》）他還認為，訓練畢竟與實戰有所差別，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如用得五分，便可成功。“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槍戳來，叢槍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眾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迸或退。”（《紀效或問》）

《紀效新書》要求將帥不僅要有帶兵制敵的文韜武略，而且要精通各種技藝，要作士卒的表率；不僅戰時與士卒患難與共，而且平時也要處處與士卒同甘共苦。指出：“為將之道，所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

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而況技藝豈可獨使士卒該習，主將不屑習乎？”（《紀效或問》）

《紀效新書》特別強調賞罰在治軍中的作用，主張賞罰要公正，賞不避仇，罰不避親，指出：“凡賞罰，軍中要柄。

若該賞處，就是平時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賞，有患難也是扶持看顧；若犯軍令，就是我的親子侄，也要依法施行，決不干預恩仇。”（《禁令篇》）戚繼光言行一致，帶頭執法，後來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書中還制定了許多具體的訓練紀律，各項賞格罰條、連坐法等。制訂了嚴格的民眾紀律，如規定：“砍伐人樹株，作踐人田產，燒人屋房，**作盜，割取亡兵的死頭，殺被擄的男子，汙被擄的婦人，甚至妄殺平民，假稱賊級，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決以軍法從事抵命。”（《禁令篇》）

《紀效新書》重視兵器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手無博殺之方，徒驅之以刑，是魚肉乎吾士也。”（《長兵篇》）書中以大量篇幅記述了各種兵器的製造、形制、樣式、作用、習法等。並對長短兵器的使用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認為“長則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長兵篇》）主張長兵短用，短兵長用，即用長兵器要在較近的有效距離攻擊；短兵則先用標槍襲敵，然後乘敵躲閃之機殺入。書中還記述了戚繼光就地取材而發明的新兵器“狼筅”，即用節密枝堅的竹子削制而成的一種兵器，戚繼光稱其為“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牌筅篇》）。

《紀效新書》是明代著明兵書。它出於抗倭名將之手，所述內容具體實用，既是抗倭中練兵實戰的經驗總結，又反映了明代訓練和作戰的特點，尤其是反映了火器發展一定階段上作戰形式的變化。具有較高的軍事學術價值。但是，《紀效新書》作為